司马休之,晋朝宗室,为何沦为政治牺牲品?一言以蔽之:刘裕的猜忌与权力欲望,将他推向了命运的深渊。

刘毅被诛后,司马休之继任荆州刺史,颇得江陵人心。但刘裕对权力的渴求已至极致,他需要的是像刘敬宣那样“早请示、晚汇报”的听话部下,而非能据守一方的威胁。
借口很快找到——司马文思,这位谯王,轻浮放任,史载“性粗疏,好游猎”,常与亲朋打猎,有时烧坟头。如此纨绔作风,在皇族中虽常见,却偏偏触犯刘裕新颁严规,隔三岔五吃官司。
刘裕收捕司马文思一党,诛杀手下,送司马文思给司马休之。司马休之上疏谢罪,仅请废王爵,刘裕却不满,于义熙十一年(公元415年)杀其次子司马文宝、侄司马文祖,亲征荆州。
司马休之联络鲁宗之、鲁轨,上表刘裕罪状。刘裕招降参军韩延之,信中写道:“司马文思之事,远近所知。我去年执送司马休之,留足面子,他毫无愧疚,天地不容。我西征只捉父子,余者不问。刘毅手下谋反不得善终,今你们为势所逼,不想谋逆,我虚怀若谷,敬贤爱才,望早日归顺。军临城下,刀枪不长眼,恐伤性命。”
这番话,道尽乱世权谋的无情。正如杨慎《临江仙》所叹:“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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