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帝国后期行省总督之所以成为心腹大患,其根本在于中央权威的式微,致使地方大员得以将公权化为私器,将帝国的栋梁变成了割据一方的藩王。

这就像一个人的身体,心君(中央)衰弱了,四肢(行省)便各自为政,不听使唤,最终整个躯体都会瘫痪。南怀瑾先生常讲,世间事,皆是人心之投射。帝国的治理,又何尝不是如此?当一个庞大的帝国失去了向心力,离心力便会占据主导,这离心力的源头,便是那些手握重兵、钱粮与民心的行省总督。
帝国的衰落,往往不是从外部的打击开始,而是从内部的权力失衡萌芽。波斯帝国后期的总督,在自己的地盘上,俨然就是土皇帝。他们掌管行政、军事、财政三权,如同一个小朝廷。行政上,他们脱离中央,自立山头;军事上,他们拥兵自重,将国之干城化为私人武装;财政上,他们搜刮民脂,将帝国的血汗据为己有。这权力一旦没了约束,便如脱缰的野马,非但拉不动帝国的大车,反而会将其踏得粉碎。
《道德经》有云:“太上,不知有之。”
最好的治理,是百姓感觉不到统治者的存在,一切顺其自然。而当中央的威严远在天边,总督的意志便是近在眼前的法律。这种“天高皇帝远”的局面,正是野心家们最喜闻乐见的舞台。他们将帝国的行省,经营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中央的政令不出都城,帝国的统一与稳定,便成了一句空话。
如此一来,帝国内部是民怨沸腾,根基动摇;外部则是强敌环伺,虎视眈眈。这局面,与明末何其相似?中央财政枯竭,边关将领拥兵自重,内部农民起义四起,最终给了关外的满清可乘之机。历史的剧本,总是惊人地重复。当内部的梁柱被蛀空,一阵微风都足以让大厦倾倒。这些手握大权的总督,为了保住自己的私利,甚至不惜与外敌勾结,引狼入室,将整个帝国的安危作为自己政治交易的筹码。
唐代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感叹:“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波斯帝国的崩塌,又何尝不是如此?真正摧毁这个庞大帝国的,并非外来的敌人,而是那些从内部滋生、壮大,最终反噬自身的“自己人”。总督们的离心离德,将一个强大的帝国变成了一个空有其表的泥足巨人,看似庞大,实则一推就倒。他们滥用职权,谋求私利,不仅掏空了帝国的财政与军事,更摧毁了维系帝国存在的向心力与忠诚。
说到底,一个国家的命运,终究系于“公”与“私”二字。当为政者能以公心为重,权力便是造福万民的工具;当私欲占了上风,权力便成了祸乱天下的根源。波斯帝国的这段历史,如同一面镜子,照见的不仅是两千多年前的兴衰,更是贯穿古今的人性与权力之道。读史明智,观此可知,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其间的关键,无非是人心的向背与权力的制衡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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