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年号源自清朝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时期,意为“共同治理”,旨在平衡皇权与太后权力,以昭示天下新朝的格局。

女主临朝,太后垂帘,并非史无前例。慈安与慈禧两宫太后执掌朝纲,风风火火,却有一事需了:改个年号。先前“祺祥”二字,乃顾命大臣与军机大臣所拟,然政变之后,顾命一派死的死、关的关、流的流,已成败寇。再用此号,看似吉祥,实则暗藏不谐,必得另择新元,以定乾坤。
《同治实录》记载:谕内阁大学士周祖培奏建元年号、可否更定一摺。奉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懿旨,建元大典,昭垂万世,前经载垣等拟进祺祥字样,意义重复,本有未协,兹据周祖培奏请更正,实属关心典礼,周详慎重,深惬慈怀。爰命议政王军机大臣恭拟同治二字进呈,仰蒙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允行,本月初九日,朕御极颁诏,其以明年为同治元年,布告天下。
观此诏书,宫斗胜负已分,太后一方却需堂皇行事。年号之变,冠冕堂皇:祺祥二字,意义重复,文化不足,故须更易。王大臣拟议“同治”,呈于太后,得允准,遂定明年为同治元年。同治同治,共同治理,此二字巧妙至极,既尊皇帝仁至义尽,又悦太后乐不可支,双方不得罪,实则暗藏告诫:太后垂帘,非专断天下,乃与皇帝共治也。号出,皆大欢喜。
历史长河中,为太后量身定做年号之事,不止清朝有之。宋朝便连续数次,暗藏玄机。欧阳修在《归田录》提及:仁宗即位,改元天圣。时章献明肃太后临朝称制,议者谓撰号者取天字,于文为“二人”,以为“二人圣”者,悦太后尔。至九年,改元明道,又以为明字于文“日月并”也,与二人旨同。可见,男男女女,谁来统治,并非要害,关键在于治世之功。
武则天欲为皇帝,众人抬轿;章献太后虽撕武后画像,却穿龙袍、握重权,与女皇无异。垂帘太后们,或使王朝蒸蒸日上,或致其衰落,方为史家所重。慈禧太后,守寡早,活得久,若早逝,同光中兴美名或能戴定,不至后来生出诸多变故。章献太后谤誉满天下,有人赞其“有吕武之才,而无吕武之恶”,有人则讥其贪权过瘾。然宋室在她手中,终处上升,故天圣明道,也算名副其实。
道家修行中,吕洞宾曾言:“阴阳调和,方得长生。”治国亦如修行,权力平衡,方能长治久安。慈禧改元“同治”,暗合此理,然其后续行事,却渐失平衡,如《道德经》云:“持而盈之,不如其已。”过度专权,反招祸患。
同治年间,两宫听政,慈禧独揽大权。1861年,咸丰帝驾崩,为6岁载淳任命八位顾命大臣,慈禧联合恭亲王奕欣发动“辛酉政变”,肃清对手,垂帘听政。民间绯闻流传叔嫂暧昧,史书无载,实为权益结合。奕欣得势膨胀,慈禧迅即降职,示以君臣分明,其后奕欣虽复职,只得夹尾做人。
载淳在位13年,恰逢第二次鸦片战争与甲午战争之间,国内外稍安。慈禧为巩固地位、复兴大清,重用洋务派,兴办新式工业,如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等,史称“同治中兴”。然此中兴,如昙花一现,慈禧晚年专权,终致王朝倾覆。观历史,权力之戏,总在平衡与失衡间摇摆,恰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却需谨记:独木难支,众擎易举。
警醒之处在于:垂帘听政,若失却“同治”之本意,专权独断,则王朝衰败不远。慈禧之例,可为后世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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