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孙权并非一时起意,而是经数年隐忍、多方权衡后,在关羽北伐樊城、后方空虚、盟约名存实亡之际,以吕蒙白衣渡江为奇兵,趁夜袭取公安、南郡,断绝关羽归路,最终迫其败走麦城,擒而斩之——此非匹夫之怒,实为江东立国之谋。

世人常言“孙权背盟偷袭”,却少有人细想:赤壁战后,荆州七郡,刘备仅借得南郡一隅,却以“借”为名,渐次吞并武陵、长沙、零陵、桂阳四郡;而孙权坐守柴桑,北有曹操虎踞襄阳、合肥,西有刘备盘踞荆南、窥伺江陵——荆州,实为东吴咽喉,而非可让之闲地。《资治通鉴·汉纪六十》明载:“权以备已得益州,令诸葛瑾索荆州诸郡,备不许。”自建安二十年(215)湘水划界,到建安二十四年(219)关羽北伐,三年间孙权遣使十余次索还,皆被刘备以“须得凉州乃还”搪塞。此时再谈“情义”,恰如《孟子》所讥:“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建安二十四年秋,关羽围樊城,水淹七军,威震华夏。曹操密召张辽、徐晃驰援,又暗遣使者“许割江南以封权”。孙权与吕蒙密议于陆口,定下三策:一曰伪病诱关羽撤江陵守军;二曰以陆逊代蒙镇陆口,示弱麻痹;三曰选精卒三千,尽着白衣,扮作商旅,溯流潜行,夜袭公安——“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之盛景犹在耳,而杀机已伏于芦苇深处。此即苏轼《赤壁赋》所叹:“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英雄之志,终难敌时势之转圜。
关羽闻变,仓皇南返,士卒溃散,至麦城仅余数百人。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为潘璋部将马忠所获,斩于临沮。《三国志·吴主传》载:“权先作笺与曹公,令掩取羽……羽见穷蹙,乃走麦城。”——所谓“偷袭”,实为与曹魏默契配合的战略协同,是乱世中弱者求存的冷峻逻辑。
至于“关羽傲慢失荆州”之说,亦需深察:他拒婚斥“虎女岂配犬子”,确有失策;然更根本者,在于蜀汉始终未将荆州视为需倾力经营之根基——诸葛亮入川后,荆州军政久缺中枢调度,而关羽独当一面,外抗曹仁、内制东吴,实已力竭。故王夫之《读通鉴论》洞见:“关羽之失,非失于骄,而失于孤;非失于孤,而失于蜀之不能为援也。”
若问《隆中对》是否因此破灭?答案早已写在历史褶皱里:联盟本非道义之契,而是利害之衡。当关羽威震中原,孙权便成了“唇亡齿寒”中的“唇”——而唇,向来可以割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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