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爆发造成的主要影响包括藩镇割据加剧、政治中心东移、唐朝国威衰落及经济重心南移,标志着大唐盛世的终结。

唐自太宗“贞观之治”至玄宗“开元盛世”,文治武功臻于鼎盛,天下承平日久,百姓数代不知兵戈。然天宝十四载(755年),安禄山与史思明举兵反叛,战火席卷中原,八年动荡如惊雷裂空,不仅使帝国肌体千疮百孔,更在历史长河中刻下深痕。南怀瑾先生尝言:“世事如弈,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此乱之祸,恰似棋局崩坏,藩镇林立如蚁穴溃堤,终致唐室根基动摇。
为速平叛乱,朝廷不得已招降安史旧部,允其拥兵自重。一时间,河北、河南诸镇割据一方,节度使手握重兵,俨然国中之国。正如《资治通鉴》所载:“藩镇相望,擅赋敛,治甲兵。”此策虽解燃眉之急,却埋下分裂祸根。吕洞宾游历洛阳时,曾见藩镇军卒横行街市,慨然叹曰:“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今人争权夺利,不悟盛衰无常。”此语暗合道家“祸福相倚”之理——借力平叛反失中央权威,终使帝国陷入“尾大不掉”之局。藩镇之患,非止于兵戈,更在吏治崩坏:地方官吏自专政务,赋税不上供,中央号令不出京畿,大唐版图渐成碎片。
杜甫亲历乱世,其《春望》一诗悲鸣:“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长安经战火摧残,宫阙倾颓,昔日“九天阊阖开宫殿”的盛景化为焦土。政治中心自此东移,洛阳渐成新都,秦汉以来定鼎关中的格局彻底改易。更可叹者,唐室为借兵回纥、大食平叛,反遭勒索威逼,岁输缯帛无算。回纥恃功骄横,屡犯边陲,天可汗威仪扫地,西域三十五载间尽陷吐蕃之手。陆上丝路断绝,商旅绝迹,而南方海舶渐兴,广州、泉州遂成新枢纽,经济重心不可逆转地南移。北方沃野千里,经兵燹蹂躏,十室九空;江南却因流民涌入,得人力之利,稻米桑麻之富反超中原,终成后世“苏湖熟,天下足”之雏形。
历史兴衰,常在毫厘之差。安史之乱非仅一朝之痛,实为中古中国转折之枢机:藩镇割据启五代纷争,丝路断绝促海贸勃兴,而道家所谓“反者道之动”,正应此理——盛极必衰,衰极复振。张三丰后世论史,尝以太极阴阳喻之:“乱极则治,如冬尽春生。”然唐室既失纲维,纵有宪宗“元和中兴”之努力,终难挽狂澜于既倒。此乱之影响,上承秦汉一统余绪,下启宋明格局新篇,诚如司马光所警:“创业难,守成更难。”
综而观之,安史之乱使唐由盛转衰,藩镇、边患、经济南移三端尤为切要。其教训昭然:内政不修则外患必乘,中央孱弱则地方坐大。今人读史,当思吕洞宾点化世人之语:“莫向emporium争寸土,且从云水养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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