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帝国的衰弱,终究是制度之殇,而非一人之过。

《出师表》有言:“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然则后汉之倾颓,是否真如诸葛亮所言,始于桓灵二帝?
汉桓帝刘志,本为章帝曾孙,以旁支之身登基,全赖大将军梁冀扶持。然其登基之初,便如困兽般蛰伏于梁氏阴影之下。直至梁太后驾崩,方借宦官之力,诛灭梁冀集团。史载其与单超等五宦官“歃血为盟”,终使梁氏家族“弃市”——此举看似雷霆手段,实则暗藏玄机。
此役虽解外戚之患,却埋下宦官专权之祸根。正如《吕氏春秋》所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彼时太学生李膺曾言:“梁冀之祸,非一日之寒;桓帝之策,亦非万全之道。”
汉桓帝虽诛梁冀,却未断宦官之权。其封单超为侯,授车骑将军之职,看似嘉奖功臣,实则为后世宦官专政埋下伏笔。
昔年吕洞宾游历长安,见黄龙肆虐,挥剑斩之,留下“一剑斩尽人间恶”的传说。然东汉宦官之祸,岂非比黄龙更甚?
桓帝死后,其子灵帝继位,宦官集团更甚。张让等“十常侍”把持朝政,卖官鬻爵之风愈演愈烈,终致“党锢之祸”爆发,太学生李膺等二百余人遭禁锢。
《史记·货殖列传》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然桓帝时代之卖官鬻爵,实为财政崩溃之无奈之举。彼时外戚、宦官、士族三股势力交织,如同三足鼎立,终致东汉大厦将倾。
细观桓帝一生,诛梁冀之功可比汉武,平羌乱之绩堪与光武比肩。然其晚年卖官鬻爵,实乃末世君王的缩影。
张三丰曾言:“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然东汉末世之乱,岂非“有心”者皆不能为?
正如《过秦论》所言:“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桓帝之过,在于未能跳出“外戚-宦官”循环的牢笼。其诛梁冀之举,实为打破旧秩序,却未建立新秩序,终致后世乱象。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然教训从未真正被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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