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迁都洛阳,并非一时兴起,更非畏惧鬼神,而是一场深思熟虑的政治、经济与战略大棋局。

话说回来,长安与洛阳,这对唐代的“双子星”,自高宗年间便已并立,皇帝往来其间,谓之“两京巡幸”。然则,当武后临朝称制,这巡幸便成了单向的迁徙,洛阳也从“东都”一跃而为“神都”。这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乾坤?
世间流传,说武后迁都,是因长安宫中“数见王、萧为祟”,夜夜被王皇后、萧淑妃披发沥血的鬼魂惊扰,以致心神不宁,方才“故多在洛阳,终身不归长安”。此说见于《资治通鉴》,司马光笔下,似为定论。然则,以武后之雄才大略,心性之坚毅,岂会真为区区鬼魅所惑?这更像是为迁都寻一个顺应天意、安抚人心的由头罢了。你想,她连人间的帝王都能取而代之,又何惧阴间的冤魂?
真正的“天意”,是她亲手导演的。先是洛水之中“发现”了刻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的“白石”,名曰“宝图”,后改为“天授神图”。这番操作,与当年陈胜吴广“鱼腹藏书,篝火狐鸣”的故技,何其相似。武后深谙“名正则言顺”的道理,她需要一场盛大的仪式,向天下宣告:迁都洛阳,乃天命所归,非我一人之意。于是,她率百官亲临洛水,拜受神图,建庙祭祀,大肆宣扬。这哪里是怕鬼,分明是在造势,是在为她的新王朝构建一套全新的神学叙事。
神意既定,人事便要跟上。武后入主洛阳后,第一件大事便是修建武氏七庙。这可是天子的专利,是昭告天下“武氏代李”的铁证。在长安,李唐宗室盘根错节,旧臣势力如一张无形的大网,处处掣肘。迁都洛阳,便是跳出这张旧网,另起炉灶。正如道家张三丰所言,打拳要先“挪步”,寻一个更有利的身位。武后这一“挪”,便挪出了一个全新的政治格局,一个完全由她掌控的权力中心。
再观地理。长安偏于西隅,虽是龙兴之地,然唐初疆域已极尽开拓,长安之于天下,便显得有些鞭长莫及。洛阳则不然,地处中原,四方辐辏,恰如棋盘之天元,一举一动,皆能牵动全局。定鼎于此,方能真正“震慑天下”,这便是帝王心术中的“势”。其四周山河拱卫,伊、洛、瀍、涧四水贯都,既有天然屏障,又是富饶平原,粮草无忧。在交通不便的古代,这等形胜之地,实乃定都的上上之选。
然而,比地理更现实的,是粮食。长安的困境,早已不是一日两日。关中之地,历经数朝开发,水土流失严重,耕地日渐沙化。加之人口激增,权贵豪强又竞相在郑白渠等灌溉要道上私建碾硙,与民争水。永徽年间,郑白渠的灌溉面积便从四万余顷锐减至一万余顷,粮食缺口之大,可见一斑。
从外地调粮?谈何容易。黄河水道艰险,漕运成本极高,史载“一斗米,运一斗钱”,这等耗费,足以拖垮国库。陆路运输,翻山越岭,损耗更巨。长安的繁华,早已是建立在脆弱的粮食供应链之上,一旦天灾人祸,便是动摇国本的大祸。反观洛阳,坐拥中原沃野,漕运经由大运河,江南粮米可直抵城下,省时省力,国用自足。所谓“民以食为天”,解决了吃饭问题,天下自然太平。武后岂能不明此理?
所以说,武后迁都,是一场深思熟虑的破局。她以“天意”为名,行“权术”之实,既摆脱了长安的政治掣肘,又占据了中原的地理中枢,更解决了困扰唐廷多年的经济命脉问题。这步棋,走得何其精妙,何其深远。她不是在逃避长安的鬼魂,而是在奔向一个真正属于她的时代,一个可以让她大展拳脚的舞台。正如吕洞宾弃官修道,亦是看破了红尘的樊笼,另寻一片自在天地。武后此举,虽非修道,却有异曲同工之妙,皆是跳出旧局,开创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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