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晚年的疯狂,根植于他对自身神权的绝对迷信和对现实政治的彻底背离,最终将太平天国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说起这洪秀全,便不得不从那场血腥的“天京事变”谈起。公元1856年,这场太平天国领导层内部的骨肉相残,如同一场剧烈的伤寒,耗尽了天国的元气。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皆喋血宫闱,翼王石达开负气远走。经此一役,太平天国这艘大船,已然是千疮百孔,驶入了命运的浅滩。
事变之后,洪秀全身边良将凋零,猜忌之心日盛。恰在此时,他的族弟洪仁玕从香港来到了天京,带来了些许西洋的风。洪秀全仿佛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竟将这初来乍到、寸功未立的族弟破格提拔为干王,总理朝政,封为军师。此举无异于一石激起千层浪,那些浴血奋战的将领们心中岂能服气?
为了平息众怒,也为了分散诸王权力,洪秀全想出了一个看似高明的“制衡”之法——大封王爵。这看似是帝王心术的运用,实则是饮鸩止渴的昏招。王爵本是国之重器,一旦泛滥,便失去了其应有的分量与尊严。一时间,王爵遍地,几乎所有的战将都成了贵族。昔日冲锋陷阵的猛将,如今耽于享乐,互相掣肘,整个军事与政治体系,从内部开始腐烂。这不禁让人想起《资治通鉴》里反复警示的,赏罚不明,乃败亡之始。
到了1862年,天京已被曾国藩的湘军团团围困,如铁桶一般。此时的洪秀全,早已步入晚年,思想愈发僵化。他已不是那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领袖,而更像一个沉浸在自我构建的神国幻境中的信徒。他坚信自己是“天父次子”,天兵天将随时会下凡助阵,于是他向全城军民宣布,固守待援,必有奇兵天降。
这种痴妄,不禁让人想起道家修行中的典故。
真正的修行,如张三丰祖师所倡,讲求“顺其自然,天人合一”,是洞悉天地规律后的无为而为。而洪秀全的“信”,却是一种执念,是逆天而行,妄图以凡人之躯,驱使神明之力,这与吕洞宾“黄粱一梦”后勘破虚妄的境界,何啻云泥之别。
清军攻势日紧,太平天国的根据地接连陷落,洪秀全自己也身染重病。忠王李秀成“让城别走”的血泪之言,苦劝他放弃天京,保存实力,以图东山再起。然而,这番良言在他听来,竟是对“天父”旨意的最大忤逆。他严词拒绝了李秀成的建议,选择与他的神国一同玉石俱焚。
彼时的天京城,恰如李商隐诗中所言: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辉煌一时的天国,终究是落日余晖,转瞬即逝。
1864年6月1日,洪秀全在绝望与病痛中死去,死状凄惨。他的死,为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画上了一个荒诞的句号。洪秀全晚年的疯狂,说到底,是一种被权力神化后的精神囚笼。他亲手搭建了神坛,最终也被神坛所吞噬。他忘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他忘了,任何脱离了现实的信仰,终将化为最沉重的枷锁。他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王朝的覆灭史,更是一面映照着人心执念与妄想的镜子,警醒着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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