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但若问《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究竟生于何地,千百年来却如雾里看花,引得学界争论不休。拨开历史的烟尘,答案其实就藏在南朝侨置州郡的独特经纬之中。

汉末以降,中原板荡,真可谓“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西晋“八王之乱”犹如一把烈火,烧得神州陆沉。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匈奴铁骑踏破洛阳,怀帝被掳,北中国顿时陷入“五胡乱华”的滔天巨浪——匈奴、鲜卑、羯、氐、羌,各族蜂起,割据称雄,史称“永嘉之乱”。
烽火连天中,中原衣冠士族与百万黎庶,为避胡尘,只得抛却世代耕耘的故土,凄惶南奔,史称“永嘉南渡”。东晋朝廷为安置这批“流亡政府”,在长江两岸广设“侨州”“侨郡”“侨县”——名称照搬北方故地,实为无根浮萍。江淮之间,一时“幽州”“青州”“兖州”“徐州”林立,宛如一幅错置的地理拼图。
所谓“侨置”,实是乱世中的权宜之计。东晋南朝为招徕北人、维系人心,便在江南与江淮地区复制粘贴北方的行政建制。你瞧那京口(今镇江)侨立了徐州,江乘(今句容)冒出了琅琊郡与临沂县,活脱脱一个“镜像中原”。江淮之地,物阜民丰,三国时便是魏吴拉锯的战场,百姓流散,荒地颇多,正适合屯田养兵。当年魏将邓艾在此经营“石鳖屯”,已成闻名粮仓。
随着刘宋北伐一次次折戟沉沙(尤其430年与451年两次大败,酿成“宋失淮北”之痛),南归的北人如潮水般涌来,江南已不堪重负。朝廷灵机一动,将侨置郡县大批“投放”到江淮前线。《宋书·州郡志》白纸黑字写着:“中原乱,北州流民多南渡,晋成帝立南兖州寄治京口,后割江淮间为境,治广陵。”这一招可谓一石二鸟:既能安置流民,又能让他们戍守边防,随时准备“北望王师”。
具体到今江苏金湖县一带,南北朝时更是侨郡侨县的“博览会”:幽州、冀州、青州、并州、东莞、阳平、石鳖、泰清、永阳、丰国、平阿、安宜……十多个“流亡政府”在此落地生根。其中,“东莞郡”与“莒县”的侨置,正是解开刘勰出生地之谜的关键钥匙。
刘勰(约465年—520年),《梁书》《南史》明载其为“东莞莒人”,乃《文心雕龙》之巨擘。可这“东莞莒县”究竟在何处?千年来吵得不可开交,冒出“日照说”“莒县说”“镇江说”“常州说”“宝应说”等各路门派。
咬定“祖籍山东”无异于刻舟求剑。北魏疆域内确有东莞郡莒县(北齐改东安郡),但那已是敌国疆土!自永嘉南渡至南朝梁代,二百余年光阴荏苒,北方故土早非我属。刘勰的从祖父刘秀之是刘宋司空,父亲刘尚为越骑校尉,家族早已在南方开枝散叶。硬说刘勰是“山东人”,如同称东晋宰相王导为“琅琊临沂人”却无视其实际生于建康——这完全混淆了“祖籍”与“出生地”的天壤之别。
梁代实际控制的“东莞”共有三处:安宜以北称“北东莞”,以南称“南东莞”,而安宜本地所置的东莞郡,才是刘勰真正的籍贯所在!北东莞寄治朐山(今连云港),《读史方舆纪要》明言其“至齐代即无实土”,且下属十二县中根本无“莒县”。而安宜(今江苏宝应)境内的东莞郡,不仅实打实存在,更直接下辖侨置的“莒县”。《梁书·高祖纪》记载天监三年(504年)与十年(511年)东莞太守接连遇害事件,皆发生在朐山(属北东莞),与安宜无涉。
南朝侨置郡县,如同在江淮大地上播撒的种子。刘勰这棵文化巨木,正是从安宜(今宝应)这片“侨置土壤”中破土而出。明乎此,则籍贯之争可休矣——“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历史地理的蛛丝马迹,终将还巨匠一个清晰的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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