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厦将倾,独木难支,李鸿章这根最后的顶梁柱,竟是以人参吊着残命,在十一国列强环伺下,为大清发出了最后的嘶吼。这并非电视剧《走向共和》里的戏剧演绎,而是历史真实而悲凉的落幕。

庚子国变,京师沦陷,慈禧太后西狩,把这烂摊子又丢给了李鸿章。彼时的他,已是78岁高龄,病入膏肓。俄国人占东北,德国人占山东,其余各国划分势力范围,大清这间破屋,眼看就要被拆得一干二净。李鸿章被推上谈判桌,对面是十一国虎狼之师,这哪里是谈判,分明是一场鸿门宴。
他于唇枪舌剑间,或以言语挑拨,或以沉默施压,令列强内部亦生龃龉。他深知,此时的清廷无任何筹码,唯一可凭恃的,便是自己数十年周旋于列强间的名望与手腕。他拒绝了对方最苛刻的要求,并非是天真地以为能保住什么,而是在为这个王朝争取最后一点喘息的空间,一点可怜的体面。史载,谈判期间,李鸿章便血不止,诸医束手,唯有日日饮参汤,吊住一口气,硬是撑到了签字画押的那一刻。
人生在世,有时争的并非输赢,而是一口气,一个尊严。李鸿章所为,便是为这行将就木的王朝,争最后一点尊严。这便是南怀瑾先生常言的“尽人事,听天命”。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份担当,早已超越了个人荣辱。正如苏轼词中所言:“一蓑烟雨任平生”,于风雨飘摇中,他独自撑着那把破旧的伞,走完了自己最后的路。
要读懂李鸿章在最后牌桌上的悲壮,便要回溯到更早的甲午之年,那个让他身败名裂,也让他刻骨铭心的马关。清光绪廿一年,日本下关,这个小镇见证了李鸿章一生最大的屈辱。
在此之前,清廷派出的两位议和大臣张荫桓与邵友濂,被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以“名望不彰”、“全权不足”为由,干脆利落地挡了回去。日本人要的不是传话的,而是能签字画押的“真”李鸿章。于是,这副千斤重担,再一次压在了这位73岁老人的肩上。
谁知,行至旅馆门口,一颗子弹飞来,击中左颊,血流满面。这一枪,是奇耻大辱,却也阴差阳错,成了他谈判桌上的一张牌。行刺事件震惊世界,日本政府理亏,在后续的赔款数额上,稍作让步。李鸿章躺在病榻上,对伊藤博文苦笑道:“此血可以报国矣。”言语间,满是悲凉与自嘲。
这让人想起道家八仙的传说,哪一位不是在凡尘俗世中历尽劫难,方得超脱?李鸿章虽未超脱,却也在国运的劫难中,修成了自己的“道”——一个裱糊匠的道,一个忍辱负重的道。他签下的《马关条约》,字字是血,句句是泪,割台湾,赔巨款,将大清的虚弱暴露无遗。世人骂他卖国,却少有人问,若他不签,又当如何?是让战火重燃,让生灵再遭涂炭?
历史人物,往往非黑即白难评说。李鸿章的一生,便是晚清这部大戏中,最复杂、最沉重的一笔。他签下的每一个字,都重若千钧,压得自己喘不过气,也压得那个时代透不过光。他不是圣人,亦非纯然小人,只是一个在滔天巨浪中,试图为破船补漏的孤独水手罢了。从马关到辛丑,他始终在做同一件事:为这个衰朽的王朝,争取一个不那么难看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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