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髦被杀之后，蜀国为什么要找司马昭兴师问罪

曹髦被杀之后，蜀国之所以要找司马昭兴师问罪，根本原因在于：借“讨逆”之名行“伐魏”之实——既抢占道德制高点，又趁乱图取中原。

一、曹髦之死：一场光天化日下的弑君惨剧

曹髦，字彦士，乃魏文帝曹丕之孙、东海定王曹霖庶长子。正始五年（244年），封为郯县高贵乡公。他聪慧勤学，颇有祖父风范。正元元年（254年），因前帝曹芳密谋诛杀司马师事败被废，曹髦遂被立为魏帝。

然司马氏权势日炽。司马师死后，其弟司马昭继掌大权，专横更甚。他逼迫曹髦加封晋公、加九锡，清洗朝中忠于曹魏之臣，边将亦人人自危。曹髦愤然曰：“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此语载于《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非后人杜撰，足见其时朝野共知司马昭篡逆之志。

甘露五年（260年），曹髦不堪受辱，亲率宫中宿卫、苍头、奴仆数百人，直扑司马府，欲手刃司马昭。司马昭闻讯，急遣心腹贾充率数千铁甲禁兵迎敌。禁军见天子亲临，皆不敢动。贾充厉声呵斥成济：“司马公养汝等何用？正为今日！”成济问：“当杀耶？生擒耶？”贾充答：“只要死的！”成济遂持戟突前，一刺曹髦胸，再穿其背，天子血溅辇旁，当场殒命。护卫焦伯亦被杀，余众溃散。

此事发生于洛阳街头，白日之下，天子竟被臣下所弑，实为汉末以来未有之大逆！

二、蜀汉为何“替魏讨贼”？姜维的三重算计

曹髦死后，司马昭为平息众怒，诛成济三族（注：原文称“九族”，但据《晋书》《资治通鉴》，实为“夷三族”），并令郭太后罗织曹髦“弑母”等罪名，另立曹奂为帝。景元元年（260年），曹奂即位后，拜司马昭为相国，封晋公，加九锡——篡位之路已无遮掩。

此时，蜀汉大将军姜维力劝后主刘禅出兵伐魏，理由冠冕堂皇：“司马昭弑君，人神共愤！”表面看，蜀汉与曹魏乃世仇，何须为敌国皇帝鸣冤？实则此乃姜维深思熟虑之策：

其一，抢占道义高地。 三国虽乱，儒家纲常犹存。世家大族、士人清流，皆重君臣之义。曹操挟天子而不称帝，正因顾忌“篡逆”之名；司马昭竟敢弑君，实为天下共诛之罪人。蜀汉以“讨逆”为名出师，既可赢得魏境民心，亦能凝聚己方士气——“顺天应人，吊民伐罪”，此乃古之圣训。

其二，趁魏内乱，图取中原。 曹髦之死，使魏国朝野震动，边将疑惧，军心涣散。士兵不知为谁而战，将领唯恐遭清洗。姜维深知此乃天赐良机。诸葛亮六出祁山未果，姜维亦屡北伐无功；今司马懿已死，司马昭弑君失德，魏国露出致命破绽。纵不能一举灭魏，亦可攻城略地，巩固汉中，为日后反攻蓄力。

其三，瓦解曹魏人心，重塑汉室正统。 蜀汉自诩汉室正朔，魏乃篡逆伪朝。今司马昭弑君，更坐实其“国贼”之名。姜维若能扶植曹氏宗亲，以“复君报仇”为旗号讨伐司马氏，或可引发魏国内部分裂。即便无人响应，亦可动摇其统治合法性——“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此诚《孟子》之明训。

故蜀汉兴师问罪，非为曹髦一人，实为天下大义，更为自身存续。成济被灭族，恰证司马氏之狠毒无情：今日可用你弑君，明日即可杀你灭口。如此主君，谁敢效死？

呜呼！曹髦血未冷，姜维剑已出。乱世之中，忠奸难辨，唯利与义交织。然观史者当知：“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蜀汉此举，既是兵争，亦是道争——争的是人心，更是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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