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光政权虽有数十万大军,却因内忧外患、决策失误而迅速崩溃。

1644年的中国,正处于风云变幻的乱世。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帝煤山自缢;山海关外地动山摇,清军从容入关;南方诸省趁清军与农民军大战之际,建立弘光政权。以当时的局势而言,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三方势力中,李自成的农民军率先被淘汰出局。但对于清军来说,局势也并不乐观。虽然他们占领了北京,但并未统一全国。一些既极端仇视李自成,又反对清朝入主中原的大批原明文官武将及逃避战乱的人民纷纷云集江南。经过反复酝酿和明争暗斗,福王朱由崧被扶上皇位,当年继续称崇祯十七年,改次年为弘光元年。
正如《三国演义》开篇所言:“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此时的中国,正是分崩离析之时。
从实力对比来看,弘光政权明显强于清军:
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南明朝廷不到一年便灭亡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首先,南明内部矛盾重重,未能形成合力。
不可否认,南明弘光政权的建立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当时北方战乱严重,江南初安,文武备位,有数十万军队,可直接调动的就有十余万。特别是其矛盾还未暴露时,也是人心所向。
1644年四月三十日,李自成率部仓皇西撤;五月初二日,多尔衮率清军进入北京。由于李自成在北京城的所作所为大失民望,而清军多次入关肆意抢劫的暴行犹在眼前,在中国最高统治权两度更迭的历史关头,无论是原明朝的文武官员,还是广大民众,都把中国的希望转到了江南。
在我国历史上,一旦出现少数民族起兵灭亡中央政权的情况,北方官僚地主阶级往往渡过长江,与江南地主阶级联合起来重建政权,形成南北对峙的政治格局。例如东晋、宋齐梁陈、南宋等,都相继在南方建立过政权。
明朝的情况更为特殊,南京保留了完整的政权机构,唯独缺少一个皇帝。这些条件表明,明朝首都北京失陷和崇祯帝自缢之后,南京成为重建明政权的最佳地方。
其次,弘光帝的昏庸无能导致错失良机。
实际上,早在李自成攻破北京后,就有一些明朝官员将南京视为复辟的希望所在,并设法逃到南京。清军入北京城后,多尔衮对明朝官员广为招徕,实行一律录用的办法,但即便如此,也不能阻止明朝官员南下的趋势。
事实证明,在大清与大顺两个政权交替之时,河南、山东以及江苏、安徽江北地区的原明官员和地主武装,纷纷起兵驱逐大顺势力后,把安身立命的希望寄托在刚刚建立的弘光政权身上,而非入关的清军。
在众多支持南明政权的官宦、地主阶级中,河南巡抚陈潜夫的话最具代表性。他亲自跑到南京向弘光帝建言:
“中兴在进取,王业不偏安,山东、河南地,尺寸不可弃。其间豪杰结寨自固,大者数万,小亦千人,莫不引领以待官军。今四镇之兵部下数十万人,而齐、鲁、汴、豫尚皆安堵。城分命藩镇,一军出颍、寿,一军出淮、徐,马首北向,使天下知朝廷有不忘中原之心,则人心思奋。更颁爵赏鼓舞,计远近,画城堡,俾以自守……上之则恢复可望,下之则江、淮永安,此今日至计也。”
陈潜夫的建议可谓切中要害,可惜弘光帝一句也没听进去。
最后,弘光帝的选择更是致命。
如果说北方的明朝官僚地主阶级迫于形势,曾一度投靠大顺政权的话,那么江南的地主阶级则以远离斗争旋涡,而从外表上看似乎采取坚决与大顺政权为敌的态度。
以史可法为首的南明明朝官员曾于四月初一誓师勤王,兵至浦口,先后起兵的还有:在籍兵部侍郎徐入龙,主事雷縯祚,浙江台绍兴道傅云龙,台州知州关继缙,通判杨体元,知县宋腾熊等,他们各发檄文,显示了与农民军势不两立的决心。
四月十四日,北京皇宫中的太监逃到南京,证实了崇祯帝确系自殉社稷。在南京的明朝官员惊惶之余,一致认为另立新君势在必行。时在北方的明朝藩王潞王、周王、鲁王、福王都避难来到淮安。史可法、张煌言等官员聚集在高弘图家中商议,提出福王朱由崧和潞王朱常淓较其他诸王更为合适,但两人又都不够理想。
潞王为明神宗侄儿,血缘关系稍疏;福王朱由崧为明神宗亲孙,但在藩不忠不孝,恐难以服天下人心。因此,此次议论无结果,不欢而散。
不久,福王朱由崧被推上皇位,但他昏庸无能,沉迷酒色,毫无治国之才。他的决策失误和怠政,最终导致了弘光政权的迅速崩溃。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正如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所言:“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南明的失败,归根结底是自身的问题。
本文地址:http://www.dadaojiayuan.com/lishitanjiu/71496.html.
声明: 我们致力于保护作者版权,注重分享。被刊用文章因无法核实真实出处,未能及时与作者取得联系,或有版权异议的,请联系管理员(邮箱:douchuanxin@foxmail.com),我们会立即处理。本站部分文字与图片资源来自于网络,转载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立即通知我们,情况属实,我们会第一时间予以删除,并同时向您表示歉意。 特此声明:本站内容仅供读者参考,请理性理解、审慎对待,勿作为实际依据。
上一篇: 为什么说马超是三国时期被低估的猛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