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日本向中国进贡,主要献上美女、地方特产,后期则以文化使者和方物为主。

翻开史册,日本与中国交往之始,可追溯至东汉。《后汉书·东夷传》明确记载: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遣使朝贡于汉光武帝刘秀。彼时使者初来,竟未携任何贡品,可谓“两手空空拜天子”。然光武帝宽厚仁德,非但未加责备,反赐以印绶金帛,并颁“汉倭奴国王印”一枚——此印于1784年在日本九州志贺岛出土,今藏福冈市博物馆,确为信史铁证。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王勃此句虽写于唐,却道尽古代东亚朝贡体系下邦交的温情底色。然温情之下,亦有现实考量。
倭使归国后自惭失礼,遂于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再度遣使,携“生口”百六十人以为贡。此处“生口”即指活人,在当时语境中多指奴婢或年轻女子。《后汉书》载:“倭国遣使奉献,献生口百六十人。”汉廷欣然纳之,复赐珍宝。自此,“献女”竟成倭国惯例,实乃早期朝贡关系中一种特殊而屈辱的形态。
及至曹魏景初二年(公元238年),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原文“卑伲呼”系误写,据《三国志·魏书·倭人传》正作“卑弥呼”)为抗衡周边势力,遣使赴洛阳,献“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魏明帝大悦,赐以“铜镜百枚、锦绢百匹、黄金二十斤”等厚礼,并封其为“亲魏倭王”。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尚无“丝绸传入日本”的确切证据,但中原赏赐之锦缎,确令倭人眼界大开,此后朝贡愈发频繁。
然文明之进,终在自省。至唐代,倭国渐知“以人献贡”实为野蛮之举,遂改弦更张。遣唐使不再携“生口”,而以留学生、学问僧为主体,携方物如玛瑙、琥珀、硫磺、漆器等土产入唐。同时,“倭”之旧称亦被弃用,正式更名“日本”——取“日出之处”之意,彰显新国格。正如《旧唐书》所载:“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此非仅改名,实为文化自觉之跃升。
至明代,日本虽仍名义上参与朝贡,然实权分裂,诸大名争贡如夺利。嘉靖二年(1523年)“宁波争贡事件”中,大内氏与细川氏两派使团因争夺勘合符(朝贡凭证)竟在宁波港械斗,致死伤甚众,明朝遂一度中断对日贸易。此事足见,此时之“朝贡”,早已异化为经济利益之争,与汉唐时期的政治臣服已大相径庭。
须警醒者:后世日本部分舆论否认早期朝贡史实,实为民族主义情绪遮蔽历史真相。然史册昭昭,《后汉书》《三国志》《旧唐书》《明史》皆有明文,岂可轻抹?
诚如杜牧所叹:“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回望千年朝贡路,从献女求封到遣使问学,恰是一部东亚文明互动与自我觉醒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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