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之所以被誉为中国最伟大的制度发明,其根本在于它以考试为尺,破除门第之限,使寒门可登天子堂,士人凭才学而进身,从而开创了人类历史上最早、最系统的文官选拔机制。

上古三代,世卿世禄,士农工商各守其位,如《礼记》所言:“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及至汉兴,高祖刘邦虽布衣起家,然初仍循旧制,封同姓为王,郡国并行。其后下诏令郡守察举“贤良方正”“孝廉”之士,此即察举之始。然察举无定法,唯凭地方长吏一言,荐者多出于豪强世族,遂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之讥。
察举既无标准,又乏监督,终成权门私器。东汉以降,累世公卿之家盘踞朝野,寒士难进,天下英才郁郁不得志。
魏文帝曹丕欲矫其弊,乃设九品中正制,分人才为九等,由中正官品评。初衷虽善,然中正多出世家,所评者非才德,实门第耳。故有“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之叹。此制非但未强中央,反助世族坐大,割据之势愈炽。
隋文帝开皇七年,首诏诸州岁贡三人应“秀才”试;炀帝大业元年,设进士科,科举之制遂立。唐承隋制,广开科目,宋则更立弥封、誊录之法,试卷糊名,以防关节。自此,无论朱门寒舍,皆须伏案十年,以笔墨争功名。
昔吕洞宾尝游长安,见一书生焚膏继晷,问其志,答曰:“愿得一第,不负平生。”吕笑而不语,化鹤而去。后人传为“青云有路,只在书中”。此虽道家寓言,却道尽科举时代士子心志——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非虚语也。
唐代宰相半数出于进士,宋明以降,非进士不得入翰林,非翰林不得预机务。金榜题名,即为“天子门生”,荣宠无比。科场虽严,然路径昭然,天下士子知所趋赴,社会流动由此畅通。
科举之妙,不在取士之多,而在立一公平之轨。它将儒家“有教无类”之理想,化为制度实践。士人诵《论语》《孟子》,习《大学》《中庸》,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志,纵未登第,亦成乡里之望,教化之基。故四民之中,士为首,非因爵禄,实因道义。
自唐以后,中国再无长期分裂之局。非兵戈不兴,实因科举维系人心于一统。士子所读之书同,所宗之道一,纵南北异俗,而心向朝廷。此制度之深效,远超选官本身,实为文明延续之锚。
苏轼曾言:“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科举千年,正是千万士子以坚忍之志,托起一个文治天下的秩序。其伟大,正在于此——以一张考卷,贯通上下,以一部经典,凝聚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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