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之所以被后世视为暴君,并非因其无功,而恰因其有为;非因他不勤政,而正因他太刚猛——以霹雳手段行菩萨心肠,却难逃史笔如刀。

康熙晚岁,虽号“盛世”,然吏治日弛,国库空虚,积弊如山。及至雍正登基,内府所存不过八百万两,几不足以支一岁之用。此诚危局也。然雍正不避怨谤,锐意革新:严查钱粮亏空,追缴贪墨;推行摊丁入亩,使无地贫民免于人头重赋;兴修水利,疏浚河道,尤重黄河、海塘之防;又于西南改土归流,废世袭土司,设流官以固边疆。凡此数端,皆切中时弊,使国势稍振,仓廪渐实。
昔张三丰真人尝言:“治国如炼丹,火候太过则焦,不及则生。”雍正之政,火候甚猛,然其志在救弊,非为私欲。观其每日批阅奏章至深夜,朱批动辄千言,勤政之极,历代罕匹。道家所谓“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雍正确有此风骨,惜世人只见其严,未察其苦心。
然刚极易折,猛政易招怨。年羹尧平定青海,功高震主,然骄横跋扈,僭越礼制,终赐自尽;隆科多曾助其登极,后亦以结党下狱,瘐死囹圄。至于诸弟如胤禩、胤禵,或圈禁,或削爵,手段峻急,几无手足之情。朝野遂有“冷面王”之讥,更有“篡诏夺位”之谣流传坊间——谓康熙本传位于十四阿哥,雍正勾结隆科多,改“十”为“于”,窃取大宝。此说虽无实据,然人心向背,往往不问真伪,但凭好恶。
士人阶层亦多怨之。盖因摊丁入亩、火耗归公等策,损其隐性利益;清查亏空,更使地方官吏人人自危。于是文人笔下,雍正遂成“苛察之主”,甚至附会吕洞宾点化帝王之故事,暗讽其“虽握权柄,未得大道”。然《易》有云:“革之时大矣哉!”变革之际,岂能尽悦众人?
南怀瑾先生尝论:治世如调琴,弦太紧则断,太松则无声。雍正之失,不在其志,而在其术——刚猛有余,涵容不足。然若无此十二年铁腕整肃,乾隆之“十全武功”恐无从谈起。后人只见康乾盛世之光,却忘中间有雍正负重前行之影。
故曰:暴君之名,半由时势所迫,半由性情所累;而中兴之功,实赖其孤臣孽子之心。青史几行名姓?且看那紫禁城角楼月色,照过冷面,也照过热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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