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王朝如昙花一现,从司马炎篡魏立国到永嘉之乱覆灭,不过短短五十年光景,其间权谋倾轧、骨肉相残、胡骑破关,上演了一出令人扼腕的兴亡大戏。

魏咸熙二年(265年)十二月,洛阳城里上演了一出熟悉的戏码——司马炎一脚踢开曹家招牌,逼着魏帝曹奂禅位,自己黄袍加身,改元泰始,国号大晋。这位司马昭的长子,史称晋武帝,倒没对前朝皇帝赶尽杀绝,封曹奂为陈留王,算是留了几分体面。登基后第一件事,便是大封宗室,一口气封了二十七位同姓王。这套分封制,看似光鲜,实则学了个四不像——王国地盘不过一郡大小,国相由朝廷指派,形同太守,王爷们连财政大权都捏不住,空有个名头罢了。
到了太康元年(280年),天下初定,司马炎琢磨着该理一理民生账本了,于是搬出个“户调式”的大筐子,里头装着占田制、课田制、户调制、限田制、荫客制一堆新规矩。简单说,“占田”是给百姓画个地界:壮丁男七十亩,女三十亩;“课田”才是收租的依据——丁男交五十亩的租子,每亩八升米。户调则按户收绢绵,丁男户三匹绢三斤绵,丁女户减半。官员们更滋润,一品官占田十五顷,还能“荫亲荫客”,把九族三世的赋役都免了。这账本算盘一拨,倒真让国库丰盈了一阵,恰如杜牧所言:“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可这新政的矛头,终究对着百姓。
太康六年(285年),蜀人陈寿捧着《三国志》进了洛阳城。这部纪传体史书六十五卷,分述魏蜀吴三家故事,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前四史”。陈承祚笔墨精炼,取材严谨,可惜简略太过,连典章制度都漏了记载,恰似一面铜镜,照得清人脸,却照不全衣冠。
好日子没过几年,晋惠帝的皇后贾南风就掀翻了桌子。永平元年(291年),这位毒妇勾结楚王司马玮,一刀砍了辅政大臣杨骏,接着借刀杀人,让司马玮宰了汝南王司马亮和卫瓘,转头又卸磨杀驴把楚王也送上西天。到了元康九年(299年),她索性废杀太子,彻底点燃了司马家火药桶。永康元年(300年),赵王司马伦打着清君侧的旗号杀进洛阳,斩贾后,诛党羽,拉开了一场长达十六年的宗室大乱斗——史称“八王之乱”。
司马伦刚坐上龙椅(301年),屁股还没捂热,就被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联手掀翻。惠帝复位后,齐王司马冏独揽大权,结果长沙王司马乂联合河间王又把他砍了。太安二年(303年),河间王和成都王掉转矛头攻长沙王,成都王得势专权。年底,东海王司马越奉惠帝讨伐成都王,兵败后竟趁机占了洛阳!永兴二年(305年),司马越再度起兵杀司马颖;光熙元年(306年),惠帝蹊跷中毒身亡,司马越扶植司马炽登基(晋怀帝),这场“祸起萧墙之内”的闹剧才勉强收场。刘禹锡叹得好:“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司马家的金殿,早被自家人的刀剑砍成了废墟。
就在司马家杀得昏天黑地时,北方的狼烟已悄然升起。永兴元年(304年),匈奴贵族刘渊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扯起反旗,自称汉王,蚕食并州。光熙元年(306年)怀帝即位改元永嘉,刘渊趁机派大将石勒南侵。永嘉二年(308年),刘渊正式称帝;永嘉四年(310年)其子刘聪继位,次年遣石勒、王弥、刘曜率铁骑直扑中原。苦县宁平城(今河南鹿邑西南)一战,十万晋军灰飞烟灭。永嘉五年(311年),汉军攻陷洛阳,怀帝被俘,王公士民三万人遭屠戮,宫阙焚毁,珍宝劫掠,宫女流散——这便是泣血史册的“永嘉之乱”。杜甫《春望》中“国破山河在”的悲鸣,此刻竟成洛阳城的绝唱。
西晋这艘巨轮,从司马炎扬帆起航,到永嘉之乱沉没,不过五十寒暑。内斗耗尽了元气,胡尘碾碎了繁华,恰如《桃花扇》所唱:“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段血泪交织的历史,留给后人的,何止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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