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孙策——江东基业的开创者,以千余兵起家,五年间横扫六郡,奠定东吴立国之本;而他最初,不过是袁术帐下一员“借兵讨逆”的少年将领。

东汉末年,袁术确有称雄之资:出身“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祖父袁汤、父袁逢、叔父袁隗皆位至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董卓入京时,他已官拜后将军、封阳翟侯,手握南阳精兵,坐拥百万人口之重郡——那时曹操尚在兖州挣扎求存,连“曹阿瞒”三字,在洛阳朝堂上都无人多问一句。
可真正的霸业,从不靠门第堆砌,而系于识人之明、容人之量、决断之勇。袁术有势而无器,有地而无心,终将一块璞玉亲手推入江潮,任其乘风破浪,自成沧海。
孙策之父孙坚,早年为袁术攻城略地,取南阳、斩张咨、逐王睿,实为袁术割据之柱石。孙坚战死岘山后,十七岁的孙策“携母徙居江都”,持印绶诣袁术,只求归还父亲旧部千余人——此非乞怜,乃是托孤之信、承志之诺。《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明载:“术甚奇之,然未肯还其父兵。”袁术表面嘉许,实则疑忌,只拨数百老弱残卒予策,令其“自募兵”。孙策不怨不躁,渡江而东,转战历阳,得周瑜倾家助兵,遂有兵二千、骑数十,始展锋芒。
此后两度受辱,尽显袁术之狭隘:一曰九江太守之诺——袁术许以郡守,既而更用亲信陈纪;二曰庐江太守之约——亲口许“若得庐江,便以相授”,孙策力克皖城,袁术竟复以刘勋代之。两次食言,非疏忽,乃刻意;非权宜,乃轻蔑。《江表传》叹曰:“策虽英果,术终不能用,徒使鹰扬于外,而自剪羽翼。”
建安二年(公元197年),袁术悍然称帝,建号“仲氏”,刻玺置百官。此举不啻向天下宣告:汉祚未终,而我已僭越。孙策闻讯,即修书绝之,辞极峻切:“……今君以天子为虚器,以神器为私物,策虽庸劣,不敢复与共事!”——这不是叛离,是道义切割;不是投机,是政治觉醒。他带走的,不是袁术的兵马,而是孙坚旧部、周瑜英杰、张昭谋士、程普猛将,以及江东士民对“尊汉讨逆”旗帜的最后一份信任。
离袁术后,孙策率兵渡江,所向披靡:破刘繇于曲阿,擒王朗于会稽,平严白虎于吴郡,定太史慈于泾县。短短五年(195–200年),尽据吴、会稽、丹阳、豫章、庐陵、庐江六郡,控地千里,带甲十万。陈寿赞曰:“策英气杰济,猛锐冠世,览奇取异,志陵中夏。”岂止“神勇堪比吕布”?吕布唯力耳,孙策兼智、信、仁、勇、严五德于一身——此正应了杜甫后来所咏:“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虽为咏项羽,然其气魄正契孙策之志)
袁术称帝两年后(199年)呕血而死,尸骨无存;孙策则于200年遇刺前,已铸就“江东政权”坚实骨架——其弟孙权继之,终成鼎足之一。历史没有如果,但《后汉书》早已点破玄机:“术以奢淫致败,策以果毅得民。”器量窄者,纵拥九州亦如沙上之塔;格局大者,虽起孤军亦能星火燎原。
故太史公有言:“夫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也。”孙策之崛起,不在侥幸,而在知时、守信、重士、恤民——袁术失之于骄,孙策得之于敬。这敬,是对天命的敬畏,对人心的敬重,对事业的敬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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