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身为一位锐意改革的君主,雍正的名声为什么那么差

雍正身为一位锐意改革的君主,雍正的名声为什么那么差

对雍正名声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康熙皇帝到了晚年，已不像早期那般精明练达，反而倦于斗争、疏于管理。皇太子两次被废，新太子人选却迟迟未定。一代英主的陨落带来了史上最惨烈的帝位之争，史称“九龙夺嫡”。最终的结果是皇四子胤禛夺得大宝，次年改年号为雍正。

雍正皇帝

雍正是一位锐意改革的君主。世人都说，他是康乾盛世真正承上启下的奠基人，此话不假，因为正是他的大部分新政措施才从根本上延续了清朝的国祚。万事开头难，在刚刚开始推行这些举措的时候，毫无疑问又引起了各方势力的不满。

雍正年间以前的官员退休后是不用劳动的，此为乡绅特权。到了雍正改革时，无论之前做过多大的官，都需要重新劳动，不管是去田间还是去河堤。如果遇到抵制，便采取强制手段，这种过火的做法惹怒了很大一部分官绅集团。而这件政令的提出者和雍正和急先锋田文镜都难免受到士绅们的编排。

雍正剧照

雍正二年，实行“火耗归公”，此项规定将原属于官吏自行处理的“火耗”归政府处理，一是为了弥补地方官府亏空，二是为了补助地方各种经费和开销。这本来是一项很好的措施，但是火耗收归中央分配无异于让官员们已经吃到嘴里的又得吐出来，这当然得罪了既得利益者，施行初期受到了天下官绅的抵制。

康熙年间，曾经规定了一项地丁合一的征税制度，成为“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意思就是征收税额固定，只是把原来的人头税改为了地税。然而这项措施真正开始施行是在雍正年间。这种人头税变为地税的办法当然收到了大地主、庄园主的抵制，因为对于他们而言，凭空多出了许多需要缴纳的赋税数目。摊丁入亩触犯了大地主阶层和富人的利益。

雍正剧照

顺治年间，清军入关时，划给了有功之臣大片土地，并且地权得以延续。此种现象到了雍正时期，旗人大多游手好闲，无所事事。雍正皇帝为了促使旗人耕地，甚至曾亲自做表率，亲自下地耕种为群臣做示范。然而，此种倡导并未取得多大效果，反而，引来了旧贵族势力的强烈不满。因此，雍正皇帝的一片苦心也成为了旗人们口中的“不循祖制”。

在取得对西北用兵的决定性胜利之后，烜赫一时的征西大将军年羹尧的地位却很快的一落千丈，直至最后被赐死。其中，不免有年羹尧的狂悖乖张，奏折中出现了目无君父之词，然而更多的是兔死狗烹，摧毁亲信的嫌疑。

雍正剧照

而真正让雍正皇帝的名声受损的重大原因在于“血滴子”的传说，雍正帝是以处于弱势的政治力量在夺储斗争中取胜。他能登上宝座，除了本人工于心计和有一套政治手腕外，还得力于他有一个训练有素的情报组织。令人谈之色变的“血滴子”，又称“粘杆处”。

康熙四十八年，胤禛从“多罗贝勒”被晋升为“和硕雍亲王”，其时康熙众多皇子间的角逐也到了白热化的阶段。胤禛表面上与世无争，暗地里却谋定后动，加紧了争储的步伐。他招募江湖武功高手，训练家丁队伍，这支队伍的任务是四处刺探情报，铲除异己。雍正登上皇位后，为了巩固专制统治，也为了酬谢党羽，在内务府之下设立了“粘杆处”机关。此机关成员都是内务府包衣人，属未入流，薪水不高，但每天跟随皇帝左右，炙手可热。 可见“粘杆处”表面上是伺候皇室玩耍的服务机关，实则是一个特务组织。

小说中所谓的“血滴子”大约指的就是粘杆处的这些人。他们的主要职责除了打击政敌外，还有帮助皇帝大兴文字狱，造成了很多冤假错案。比如当时著名的吕留良案，让民间的以讹传讹更加折损雍正皇帝的名声。这帮类似于特务组织的“死党”，在民间流传的名声自然是很差的。

雍正皇帝虽然是一位励精图治、勤于政事的皇帝，然而一方面是由于他的施政措施过于激进得罪了大部分的保守势力，一方面是因为在“血滴子”组织的怂恿下，大兴文字狱。利益受损的官绅集团，自然会在自己的记录中不免对其大肆贬抑，这也是雍正作为一个有为之君，名声却不那么好的原因。

雍正作为一名皇帝，为什么他的争议那么多呢？

雍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三位皇帝。他于1722年继承王位，于1735年去世。他在位仅12年零8个月，但他所做的改革超过了其父亲康熙61年的改革。需要更多。我们所熟悉的是反腐败和诚实，热情共享，士绅出差，建立军事办公室，改善保密制度以及地方政府改革等。

然而，除了这些，雍正皇帝还提出了一些贴近人民，造福人民的改革。华凌最初是由不同级别的清朝官员佩戴的。但是，雍正认为，如果官员可以戴上皇室的王冠，为什么农民不戴呢？因此，雍正下令所有州和县官员每年在每个乡镇选出一两个勤劳，节俭，无懈可击的老农，并奖励他们八针顶装作为榜样，并树立榜样。每年，由乡镇选出的“老农民”都要穿上五颜六色和红色的衣服，这已成为当地的一个重大事件。

忙于政府事务的雍正，再也无法像传说中的俞舜那样独自耕种土地。尽管如此，他仍然在北京耕地。每年春季耕作的开始，他亲自驾驶犁，表达了对农业的重视，并呼吁世界人民以农业为导向。

人们以食物为天堂。为了增加粮食产量，雍正计划在北部推广稻田种植。北方很少有农民知道如何种稻米。为此，雍正下令云祥亲王成立应天第四局，并成立水利应天大厦负责该项目。

在北方大面积推广水稻种植技术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由于雍正的杰出贡献，创建了黑龙江，天津小站等著名大米品牌。今天，由于雍正皇帝，我们可以吃香东北大米了。

但是，改革是要摆脱旧的，换上新的。自然，它将冒犯人们，面对众多阻力，并承受巨大压力。成为国王真的不容易！雍正写道，故宫博物院阳新馆西Nu亭里有一对，“只有一个人统治世界，世界才能为一个人服务”，横评者是“勤劳和支持德性”，摘自唐代学者张云谷的01003010，意思是勤于办事，贴近贤官。雍正皇帝以此为自己的治国理念。

雍正勤于政治事务，工作到深夜。他一生中审查了192,000多个纪念馆，平均每天阅读40份纪念馆。在数以万计的纪念馆中，他写下了超过一千万个单词。据说他每天睡不到4个小时。雍正皇帝的勤奋精神是中国古代皇帝的榜样。

雍正皇帝的纪念馆我们都说“康熙与乾隆的鼎盛时期”，康熙与乾隆的历史地位已成为舆论。只有雍正陷入中间是有争议的。实际上，雍正具有超人的政治远见和卓越的行政技能。他扭转了局面，实施了新政。他扭转了康熙留下的残酷局面，为乾隆皇帝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钱盛世的强力推动者。

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农历八月23日深夜，雍正在圆明园去世。据说他的死是突然的。根据历史记录，8月21日，雍正感到不适，但情况还不错，他照常工作。雍正22日生病，晚上不工作，所以我迅速召集所有的王子，大臣和学者到皇宫签发遗嘱。在混乱中，雍正在午夜剧烈死亡，享年58岁。

雍正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未解之谜。关于他的继任，去世和他的改革，它们为民间历史，小说，电影和电视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话题和资料。人们甚至仍然联想到，他很残酷，武术很强，而且做得很轻松。实际上，他不像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中那样高大，全面，全面，也不像民间传说那样残酷无情。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一位勤奋有为的君主。

为什么雍正名声不如乾隆？

200多年以来，雍正皇帝就一直不如他的儿子乾隆皇帝招人喜欢。除了近年来的少数翻案作品之外，传统上人们一直认为雍正是一个严酷、苛刻、吝啬的暴君，而乾隆则是一个慷慨、宽厚、仁慈的明主。明明是在时间上一直延续下来的康（熙）雍（正）乾（隆）时代，人们却只承认康乾盛世，独独要把雍正从里面挖出来，以示在这个“暴君”统治之下的时代绝算不上什么太平盛世。 仿佛是生怕自己的名声太好，雍正上台后的第一个月，就干了一件注定要让自己为千夫所指的事情——下令吏部全面清查钱粮亏空积欠，并限期追缴。一时间，在康熙朝几十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宽大政策下舒坦惯了的官员们被闹得鸡飞狗跳、人心惶惶，多年来被熟视无睹的一个个贪污挪用公款钱粮的大窟窿被纷纷刨开。对于发现的亏空，不论涉及多大的贵戚，雍正都严厉查处。一时间被革职、抄家，乃至斩首、自杀的比比皆是。官员们哪吃过这样的苦啊！一个个在水深火热之中期盼着救星的来到。终于，雍正十三年，救星来了——雍正去世，“乾隆爷”即位。连年号都还没来得及改，这位大救星就下令把雍正十二年以前各省亏空积欠钱粮等一并豁免，一下子就“解决”了这个困扰官员们多年的棘手问题。对大批因为亏空钱粮而被处理的官员们，乾隆也是恩泽普降“名下应追各项银两，俱著豁免”，有关服刑人员“概行宽释”。如此大的反差，怎能不让人们对乾隆的天恩浩荡颂声如雷，同时也暗暗对严酷苛暴的雍正齿冷三分呢？ 雍正制定的另一项凸显其“苛暴”本质的政策是要求绅衿与平民百姓一样一体当差纳粮。要知道，绅衿——士大夫，历来是封建王朝重要的统治基础，从而也得到了统治者的特别优待。所谓“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正因为如此，长期以来绅衿阶层一直享有经济上的特权，如以儒户、宦户的名义不用当差服徭役、不用缴纳耗羡钱粮等等。而他们本来应当承担的这些负担，自然只能转嫁到平民头上，或者减少国家的收入。虽说绅衿们的家底普遍比平民们要阔绰，税赋负担反而少，却从来没有多少社会舆论对此有所非议。然而，雍正这个“胆大妄为”的“暴君”却连这样的天经地义也敢打破！从雍正元年开始，就在河南开始试点推行“绅衿里民一例当差”的改革。雍正二年又正式下令革除儒户、宦户名目，禁止绅衿逃避丁粮差役，并严厉打击其包纳拖欠钱粮、包揽词讼、欺凌佃户等不法行为。此令一下，一时间舆论哗然，让读书人跟泥腿子一样当差纳粮，这不是要斯文扫地了吗？各地绅衿因此而与地方官龃龉冲突的情况时有发生，而雍正作为败坏斯文的形象也就在士人们的眼中根深蒂固了。而乾隆即位后，在这个问题上又一次展现出了英明仁慈的形象。即位不久，他就下诏“一切杂色徭役，则绅衿例应优免”，恢复了绅衿们的全部特权，并且还给予特别优待。于是“积弊”尽扫，士人们又可以扬眉吐气了，而由他们所主导的社会舆论自然也忘不了要激浊扬清，歌颂英主，鞭笞暴君一番！ 把这样两个天差地远的人放在一起，人们会喜欢哪个、讨厌哪个，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哪怕是在文学作品里，人们也很自然的会把“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的小燕子安排去与乾隆一起“策马奔腾，分享人世繁华”，而雍正则充其量是指挥着一帮血滴子去到处搞暗杀。 然而，如果我们深入细致地把乾隆那些丰功伟业仔细梳理一番，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事情在本质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花钱！ 不论花在谁身上，只要是花钱，不管花得聪不聪明，是不是地方，有没有效率，总归是一件讨人喜欢的事情。一方面收到钱的人自然会感激涕零，另一方面这么多银子堆下去也多少会有些政绩，再加上只要不在乎钱，在打击贪污腐败方面也就不必那么认真，大可宽大为怀，让官员们皆大欢喜。这样一来，执政者的名声自然会越来越好，执政者自己也乐得逍遥自在，真是何乐而不为呢？ 加强财政、控制开支、整顿吏治是件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事，自己没有好处不说，也断了别人的财路，很容易惹来一身骂名，虽说国家财政和社会经济是更健康了，可又有几个人会为了这个来感谢你呢？你只不过是为下一任执政者的慷慨美名做了嫁衣而已。愿意这样做的执政者，要么是太“笨”——笨到不会为自己打算的地步，要么就是太“命苦”——命苦到继承到了一个已经被差不多掏空了的家底，以至于没办法继续再掏下去。 不论是上述哪一种原因，雍正真的这样做了。终其一生，雍正都是在殚精竭虑地用尽各种方法去改善税收的体制、提高官僚系统的效率、开源节流、加强国力。虽然因此落得个怨声载道，但雍正留给乾隆的遗产却是实实在在的。比银子的数目更重要的是，雍正给乾隆留下了一个相对清廉、高效的税收和行政体系，为乾隆能够当一个“慷慨宽厚”的明主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为什么雍正帝会被黑的那么惨

前几天，知乎上有用户提出“雍正为什么历史评价不高？”这个问题，他指出，关于雍正的故事流传最广的多为夺位不正、血滴子、风流韵事、离奇死亡之类的野史，所谓康乾盛世一般只提及康熙和乾隆，对雍正很少正面描述。该用户对此表示反驳，认为：相比康熙和乾隆时期，只有雍正雷厉风行实行过新政，改革弊政，尤其是“摊丁入亩”和“官绅一体当差纳粮”两个改革，更是打破千年来的传统帝国规矩。
该问题在知乎上引起大家广泛关注和回答，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博士、知乎历史栏目大咖司马亮 ，对“雍正为什么历史评价不高？”这个问题也作了一番回答。
还是先说结论：整体上讲雍正帝并没有“历史评价不高”。他的历史评价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 雍正帝去世后（1735）至19世纪晚期：官私史书均对这位名列“列祖列宗”的“世宗宪皇帝”歌功颂德；
(2) 19世纪晚期至1920年代新文化运动时期：近代民族主义在否定清朝中逐渐兴起，大量关于清代的负面评价与谣言浮出水面；对雍正帝的恶评作为这种大气候的一环出现，他被塑造为“夺嫡”、“凶残”的形象；
(3) 1920年代至1980年代清史学科逐渐发育：因袭上一阶段结论，仍然出于“恶评清朝”的缘故而对雍正帝持有负面评价；
(4) 1980年代后期至今：雍正帝被塑造为刚劲有力的改革者，其历史评价基本是正面的。
因此可以说，雍正帝“历史评价不高”，主要发生在20世纪前期；而且这种“历史评价不高”主要来自于人们对清朝的恶感。进一步说，对雍正帝的污名化，既是对清朝施加污名化的一个结果，又是对清朝施加污名化的手段之一，这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关系。如果能够了解清末民初反满思想，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雍正帝的历史形象会不断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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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评价”是一个并不太好解释的事情。
特别是对于清代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由于对清朝历史的书写与评价从19世纪后期开始（对，清朝灭亡之前问题就出现了）一再处于政治思潮的影响之下，长期未能发育为健全的”史学“，导致清代人物的评价也变得非常复杂。
各位看其他朝代的史书，往往会觉得人物的历史评价基本是确定的，例如曹操有谋略、刘备能用人之类，但对于清朝历史而言，其实大多数人物事迹整理及传记发掘工作都是1980年代以后、清史学科稍有发展的过程中才诞生的。学术史上将这一流派称为“清代人物研究”，认为它是清史学科发育成熟的重要动力。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暂时放下不谈。
在“清代人物研究”出现以前，人们（很少数的清史学者也好，历史教师和文人也好，普通学生和读者也好）对清代人物的评价，往往并不是基于史料所展现的历史事实、针对某个人的看法，更多的是在一些基础并不充分的历史叙述影响下，结合一些流行的谣言，来“脑补”出一个形象。
当然这距离一种科学的历史认识非常远，但当时的人们并不能察觉到这一点。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在20世纪末以前，清史史料披露得非常少，连学者都读不到多少东西，遑论通俗读物写作者及一般读者。
那么大多数人的选择只能是看一些“以前的人写的书”，因袭旧有的历史书写——而这个“以前的人写的书”，几乎都是源自清末民初编写的历史读物。这就是我们讨论清代历史人物评价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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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后期以前对雍正帝的评价：官方口径，大行皇帝/列祖列宗，非常正面
各位可能都知道清朝文网严密，忌讳极多。在政治压力之下，清朝人对自己身处时代的历史，或者说“当代史”的写作有很大顾虑。
在18世纪中期以前，可能都没有多少可读的“当代史”读物；而18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国史馆传记及《清实录》逐渐被文人官吏抄出传播，以及一部分官修史书的流传，清朝人才开始有稍微丰富一些的“当代史”阅读。
换句话说，18世纪后期出现的“本朝国史”，很大程度上源自官方叙事体系及官方披露史料。在这一状况下，对身为“列祖列宗”之一的雍正帝，自然不会有任何负面评价。唯一可能会让人得窥雍正帝负面印象的官方文献《大义觉迷录》，在乾隆时期遭到禁毁；当时人的撰述中，很少有该书痕迹留下。
那么是否有私修的当代史阅读？
当然存在。这就又绕回了文字狱的问题。文字狱对18世纪中后期最大的影响，在于它对修书者和出版者都施加了精神上的压力，造成了一种“自我抑制”现象，即自觉地审查出版物是否“违碍”甚至“悖逆”——这一点王泛森先生在《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一书中有非常精彩的分析，我不打算抄书。故而可以说，即便有零星的人表示过不满，这种意识亦无从传开。
总之，很难想象会有对雍正帝不利的“历史评价”在18世纪中后期流行。
事实上我们可以去从18世纪后期的两种带有反清色彩的大众文化——秘密教门与天地会——中窥探那个时代的人是否恶评雍正。天地会话语的特点是“蒙冤-反抗”（对此，李恭忠有非常好的分析，见《蒙冤叙事与下层抗争：天地会起源传说新论》一文，载《南京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并没有对雍正帝有恶评；而秘密教门白莲教也找不到这种意识。这不难反映出，当时即便是下层老百姓，也是不会对雍正帝有什么特别的恶感的，不然这些反清大众文化早就与之结合了。
这里要提一下乾隆初政的所谓“翻案”问题。诚然，乾隆初年对雍正时期的许多改革措施有过修改，对大行皇帝所用之人有过一些处置，清史学界习惯称之为“翻案”。但乾隆帝从未对乃父加以任何负面评价。相反，当王士俊（田文镜的政治继承人）奏疏中触及“翻案”一事，立遭重谴。
然而，负面的书写没有流传开，不代表不存在。
雍正帝即位后，其政敌便已将许多谣言流传开，并最终酿成曾静案——事实上，考虑到雍正帝主要政敌允禩等人及其家人，再加上雍正年间得罪被惩的大量官吏及其亲属，可能会对雍正帝留下负面记忆的人数是相当之多的。
这些人除一部分被处决者外，被流放到各地者为数不少，他们对雍正帝无疑有负面情感，愿意传播谣言。这是“恶评雍正”在人员群体上的基础。
而《大义觉迷录》的颁行、曾静的巡回宣讲，无疑也是为负面谣言进一步流传埋下了伏笔——虽然雍正帝的本意是要“把一切说明白”，但从历史的走向来讲，应该说是事与愿违的。
必须要说的是，由于这些人在政治上处于低谷，而且书籍等信息载体的使用也很受限制，因而对雍正帝的负面观感并不是成体系地流传下来，而是零零星星地隐伏下来，很多具体信息湮没了，只剩下一些语焉不详的片断，可能凭借口传或极其隐晦的记载在小范围中流传。可是，这些隐伏下来的零星意识（几乎可以改说是“零星遗忘”），最终在雍正帝去世一百多年以后突然绽放，变为“恶评雍正”的资源。
（一个补注：看到数位答主认为雍正得罪了士绅，所以士绅诋毁他。这应该说是个误解。“耗羡归公”改革令州县可以有自己支配的经费，不必以灰色手段摊派差役，很大程度上是对下级官员及地方绅士的解放。可参见《州县官的银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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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对雍正帝的评价：“因为要黑清朝，所以黑雍正”；“残暴贪婪”
19世纪最后几年，清朝在军事、边疆事务中均一败涂地，这种危机给当时的人造成了一种恐慌与怀疑感。而近代启蒙思想的东传，则把这种怀疑感与民族革命联系在了一起。
在东京的留日学生、华南的会党及一部分革命党人的共同作用下，近代启蒙思想演变为带有强烈反满反清色彩的一种政治话语。它将清末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归因于满洲人的统治，认为只有彻底铲除满洲人（即革命）才能解决危机。
这一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邹容的《革命军》，读过它的人恐怕都会对其中鼓吹对满人作肉体消灭的强烈仇恨心态记忆深刻。这部分历史展开来讲可以说很长很长，我们只说关键的部分：反满兴汉，与当时的“科学观念”如卫生观念、种族人类学等联系了起来，这让仇视满人带有了“进步”的“科学”意义（这方面情况可参见石川祯浩《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
而当反满思想被赋予了“启蒙”、“进步”的科学意义以后，一些受此思想影响的人便开始论证反满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了。其结果是，从清朝末年开始，清朝的历史地位长期处于负面评价之下。
然而，此时梁启超等人搞的“史学革命”还未发生，一般的作者尚无法从社会发展/变迁的高度来批判清朝，大多数人眼中的历史仍是“帝王将相”那一套（说实话，现在很多人也是这样的）。
这令这场“恶评清朝”的运动，在历史书写的范畴里，主要集中于两条线：其一是浓墨重彩地声讨明清鼎革之际的杀戮，其二是粗言恶语地咒骂清朝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后者便是“恶评雍正”的来由。
我不想长篇大论地解释清朝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在这场运动中被塑造成了什么形象——有些污名化实在是让人觉得无语——但不妨留下这么一点结论：雍正帝在清朝诸帝中间算是被丑化较多的一人。
许多在18世纪后期隐伏起来的观念，虽然疑信难详，但在这一风尚之下被当成信史写进书中，广为流传。这方面有两种汇编性质的书籍可以让我们得窥究竟。

为什么勤政爱民的雍正名声却没有穷奢极欲的乾隆那么好？

一直以来，雍正皇帝就不如他的儿子招人喜欢。人们普遍认为雍正是一个严酷、苛刻、吝啬的暴君，而乾隆则是一个慷慨、宽厚、仁慈的明主。甚至有些不明就里的群众便认为只有康熙乾隆统治下的清朝才是盛世，在雍正这个"暴君"统治之下的时代绝算不上什么太平盛世。

康雍乾

雍正的坏名声似乎从他上台后的第一个月就开始了，雍正干了第一件注定要让自己为千夫所指的事情，他下令吏部全面清查钱粮亏空积欠，并限期追缴。一时间，在康熙朝几十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宽大政策下舒坦惯了的官员们被闹得鸡飞狗跳、人心惶惶，多年来被熟视无睹的一个个贪污挪用公款钱粮的大窟窿被纷纷刨开。对于发现的亏空，不论涉及多大的贵戚，雍正都严厉查处。一时间被革职、抄家，乃至斩首、自杀的比比皆是。于是民间便称雍正皇帝为抄家皇帝，那些贪官们哪吃过这样的苦啊！一个个在水深火热之中。再加上当时雍正皇帝君位还没稳固，那些既得利益者便开始诋毁雍正。无论从他政绩还是从他对兄弟、母亲、臣子等"暴行"都对他进行诋毁，其中最为有名的便是曾静吕留良案。曾静几乎将雍正皇帝描述成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雍正

然而雍正的这一暴政到了乾隆那边便成为的德政。乾隆一即位。连年号都还没来得及改，这位乾隆爷就下令把雍正十二年以前各省亏空积欠钱粮等一并豁免，一下子就"解决"了这个困扰官员们多年的棘手问题。对大批因为亏空钱粮而被处理的官员们，乾隆也是恩泽普降"名下应追各项银两，俱著豁免"，有关服刑人员"概行宽释"于是朝野山呼万岁，开始为乾隆皇帝歌功颂德。

乾隆剧照

雍正制定的另一项凸显其"苛暴"便是官绅一体当差纳粮。士大夫阶层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极高的地位，历来受到朝廷的拥戴，长期以来绅衿阶层一直享有经济上的特权，如以儒户、宦户的名义不用当差服徭役、不用缴纳耗羡钱粮等等。雍正这个不顾反对打破成规从雍正元年开始，就在河南开始试点推行"绅衿里民一例当差"的改革。雍正二年又正式下令革除儒户、宦户名目，禁止绅衿逃避丁粮差役，并严厉打击其包纳拖欠钱粮、包揽词讼、欺凌佃户等不法行为。此令一下，一时间舆论哗然，让读书人跟泥腿子一样当差纳粮，这不是要斯文扫地了吗？于是朝野哗然，掌握舆论的士大夫便有一次开始抹黑雍正，最终导致雍正皇帝的形象受损。

雍正剧照

而乾隆即位后，在这个问题上又一次把老爹的政绩做成自己的德政。即位不久，他就下诏"一切杂色徭役，则绅衿例应优免"，恢复了绅衿们的全部特权，并且还给予特别优待。于是"积弊"尽扫，士人们又可以扬眉吐气了，而由他们所主导的社会舆论自然也忘不了要激浊扬清，歌颂英主，鞭笞暴君一番！

乾隆剧照

乾隆皇帝在雍正严政的基础上，宽厚待人，将老爹的严政变成德政，还善于搞形象工程，比如四库全书、六下江南、十全武功、有空的时候还作作诗为自己的歌功颂德。因此乾隆的粉饰之下，乾隆成为后世口中的圣君，作为对比老爹雍正则直来直去不被读书人喜欢成为清朝第一暴君。

乾隆下江南

但历史证明雍正都是在殚精竭虑地用尽各种方法去改善税收的体制、提高官僚系统的效率、开源节流、加强国力。虽然因此落得个怨声载道，但雍正留给乾隆的遗产却是实实在在的。比银子的数目更重要的是，雍正给乾隆留下了一个相对清廉、高效的税收和行政体系，而乾隆留给他儿子的又是些什么遗产呢。大清帝国的根基已经被乾隆式的"慷慨宽厚"几乎掏空了的严酷事实。而这一切的成本，最终都要老百姓来承担。老百姓的忍耐终究是有限度的。于是，嘉庆元年正月，爆发了席卷五省的白莲教大起义。而对于这场起义的原因，即使是嘉庆皇帝也不得不承认是"胥役多方勒索"、"民怨沸腾"所致。这场起义持续9年，造成人民生灵涂炭、社会经济被破坏的情况且不说，仅军费就达2亿两以上。，最终导致清朝的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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