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公作为刘邦的救命恩人,丁公死得到底冤不冤

丁公之死，冤在私恩，不冤在公义。汉高祖刘邦一生行事，常出人意表，其中对待恩仇之道，尤堪玩味。今日且说两桩旧事：一为仇敌季布得赦重用，一为恩人丁公受诛身死。两相对照，其中机微，便如道家所言“祸福无门，惟人自召”，非是帝王心术难测，实是世道人心使然。

季布得生：何以容下昔日仇敌？

刘邦有容人之量，史册有载，并非虚言。且说那季布，本是项羽帐下五大名将之一，当年楚汉相争，他曾将刘邦追得狼狈不堪，几陷绝境。待刘邦登基称帝，布告天下通缉要犯，季布之名赫然在列。此人便是后世“一诺千金”典故的正主，性情刚烈，然能屈能伸。为避祸端，他隐姓埋名，甚至不惜剃发为奴，藏身于友人家中。

其友知非常人，便将他引荐给一位名叫朱家的侠士。这朱家乃是黑白两道皆通的人物，一眼便识破季布身份，却不动声色，收留了他，并嘱咐儿子好生相待，饮食与共。随后，朱家亲自出马，寻到刘邦的近臣夏侯婴，说出一番道理：“季布乃天下壮士，昔日为项羽效力，追杀陛下，是其职分所在，犹如忠犬护主，何错之有？若陛下逼之太甚，他北可走胡，南可投越，岂不是以贤才资敌，自树强患？”

夏侯婴将这番话转呈刘邦。刘邦听罢，深以为然。他思量，为臣者各为其主，本是天经地义。于是不仅赦免季布，更授以郎中令之职。此后季布历事惠帝、文帝，官声甚佳，“一诺千金”之美誉，正是其于汉廷为官时所得。可见刘邦之“容”，容的是天下之理，而非一己之私怨。这便似《道德经》中“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的胸怀，虽为帝王，亦暗合道意。

丁公受诛：救命之恩何以成催命符？

既有容仇之例，再看那恩人丁公，结局却迥然不同。楚汉鏖战之际，刘邦曾有一次大败，被项羽部将丁公率军急追。情势危急，传说刘邦为减轻车重，竟数次将亲生儿女推下车去，其狼狈之态，丁公正是亲眼见证者。最终，丁公于战场上截住刘邦。

刘邦见无处可逃，便对丁公言道：“你我皆天下贤士，贤人何苦为难贤人？”丁公本是一介武夫，闻听敌方主帅称己为“贤人”，心中大喜，又思及天下未定，不妨留条后路，于是网开一面，纵刘邦离去。此举，实为刘邦救命之恩。

待项羽败亡，刘邦称帝，丁公自恃有恩，欣然前往求见，指望谋个一官半职。不料刘邦当即下令将其逮捕，并召集众臣，指丁公而言：“诸卿且看，此人便是丁公。项羽所以失天下，正因有此不忠之臣！昔日他擒我而又纵我，是为臣不忠。若人人效仿，纲常何存？”言毕，便将丁公处斩，并以此警示天下：为臣不忠者，虽于朕有私恩，亦不可恕。

观此二事，其中分野，判若云泥。季布之忠，忠于故主项羽，其行可责，其心可敬。刘邦赦之，是向天下昭示：朕敬重忠义之人。丁公之行，却是阵前背主，私纵敌酋，其心首鼠两端，意在投机。刘邦诛之，是向天下宣告：朕绝不能容忍不忠之性。一赦一诛，非关个人好恶，全系“忠义”二字于帝国根基之重。恰如《资治通鉴》中所蕴含的治道精髓：上位者赏罚，必依于公器大义，而非私情小惠。

由此想起道家修行中一桩故事。传说吕洞宾未得道时，曾欲度化一人，先施以金银恩惠，其人欣然受之；后再化身乞丐考验，其人却恶言相向。洞宾叹道：“私恩易感，公心难求。”刘邦之处置，亦有此意。他感念季布对旧主之“公心”（忠），故容之；他忌惮丁公对项羽之“私心”（不忠），故杀之。丁公自以为施恩于刘氏，可换富贵，却不知在帝王眼中，他那份动摇的“忠”，比明确的“敌”更为可怕。这正应了那句老话：“大仁不仁”，有时帝王的无情，恰是对天下秩序最大的负责。

故而，回看标题之问：丁公冤否？若论私情，救命之恩反得杀身之祸，确乎冤枉。若论公义，其行径践踏了为臣者最基本的忠诚底线，在汉初那个亟待树立纲纪的时代，刘邦以此祭旗，警示群臣，丁公便成了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又何冤之有？历史洪流中的个人命运，往往如此，不在恩怨本身，而在其是否触碰了时代那根最敏感的弦。读史至此，可不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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