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淮军十大名将中,若论功业深远、泽被后世,当属刘铭传,其抚台功绩堪称近代化先驱。

话说晚清乱世,烽烟四起,湘军方兴未艾,李鸿章便以合肥子弟为骨,脱胎换骨创出淮军。这支人马初时不过乡野团练,却在洋枪洋炮加持下,渐成朝廷倚重的国防砥柱。张树声(1824—1884)乃开路先锋,合肥人氏,咸丰三年(1853年)即办团练抗太平军,同治元年(1862年)更串联刘铭传、周盛波诸将,助李鸿章筑起淮军根基。其后转战南北,官至两广总督,中法战起又挥师越南,病殁疆场。吴长庆(1829—1884)亦是元老,庐江豪杰,咸丰五年(1855年)统团练御敌,同治初年随李鸿章克上海诸城,光绪八年(1882年)更率军入朝鲜平乱,挫败日本野心,谥号“武壮”,可谓忠勇双全。程学启(1829—1864)本是太平军降将,桐城人氏,同治元年(1862年)助李鸿章取上海、苏州,同治三年(1864年)战死嘉兴,谥“忠烈”,恰应了那句古训:“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李贺《南园》),乱世中转身亦能成栋梁。
淮军名将,十指难尽其辉。潘鼎新(1828—1888)庐江举人出身,同治元年(1862年)任常镇通海道,平捻军、督云贵,中法战时任广西巡抚,虽与总督龃龉去职,却始终戍边不辍。刘秉璋(1826—1905)进士及第,同治元年(1862年)随军克常熟、嘉兴诸地,后抚四川修都江堰,惜因教案罢官,一生起伏如潮。丁汝昌(1836—1895)合肥农家子,早年辗转太平军、湘军,终得李鸿章重用,光绪六年(1880年)赴英接舰觐见维多利亚女王,甲午海战兵败威海卫,自尽殉国,其节烈令人扼腕,正合文天祥所叹:“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叶志超(1838—1901)本以骁勇升直隶提督,甲午年(1894年)赴朝平乱,却在牙山临阵脱逃,狂奔五百里,谎报军情致大局崩坏,终落得革职问斩,此等行径警醒后人:功名如沙塔,德行方为基,一念贪生万古羞。然最耀眼者,当推刘铭传(1836—1896),合肥布衣,同治二年(1863年)擒洪秀全幼子扬名,光绪十年(1884年)坐镇台湾抗法,翌年首任巡抚,修铁路、开煤矿、创电讯,使孤岛焕然一新,人称“台湾近代化之父”。其功非止战阵,更在化剑为犁,恰如杜甫诗云:“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洗兵马》),此乃名将至高境界。
淮军诸将,或开疆拓土,或殉国明志,然历史长河淘尽英雄,唯利国利民者不朽。刘铭传以建设之功超越战伐,正如南怀瑾先生所悟:治世之才,不在杀伐之烈,而在生民之安。晚清斜阳里,淮军身影虽没,其兴衰足为镜鉴——“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乌衣巷》),功过是非,终付与青山流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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