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时期宋朝很穷,为何后来能有那么多的财富呢?答案很简单:靠的是开放海疆,以贸易生财。

说起宋朝,后世总道它富甲天下,可鲜有人知,在宋太宗赵光义当家时,国库却是捉襟见肘。那时节,北有辽国铁骑年年叩边,南有起义烽火此起彼伏,真真是内忧外患。连年征战,不光断了草原上的商路,更让河北粮仓沦为战场,民生凋敝至极。宰相吕蒙正曾痛心疾首地奏道:“臣尝见都城外不数里,饥寒而死者甚众。”一句话,道尽了当时的窘迫。
然而,谁曾想,不过二三十年光景,宋朝竟摇身一变,成了天下闻名的“暴发户”。这翻天覆地的变化,皆始于太宗一朝。那么,这位皇帝究竟使了什么妙计?
太宗的辦法,今日看來頗為新鮮——他竟主動派人去海外各國,大把撒錢採購香料、犀角、珍珠等奢侈品。此舉不為享受,只為放出一個明確的“市場信號”:我大宋如今有錢了,四方商賈,速來擺攤!
自安史之亂後,陸上絲綢之路時通時斷,海上商路卻悄然興起。即便在五代亂世,割據嶺南的南漢國,靠著海外貿易也能賺得盆滿缽滿。宋軍滅南漢時,繳獲的珍寶連太祖趙匡胤都嚇了一跳,直嘆其“奢靡亡國”。太宗深諳此道,但苦於戰亂初平,商路冷清。於是,雍熙四年(987年),他毅然派內侍出海,高調“採購”,實則是向四海發出邀請帖。
這一招,看似拱手送錢,實則暗藏玄機。彼時,宋朝的市舶司制度已空前成熟,關稅一項便能坐收巨利。太宗對市舶官員的選拔更是嚴苛:譬如廣州市舶使,須由三人聯名推薦三位候選,再經樞密院擇定;上任後三年無過,方能領賞。杭州、泉州、鎮江等地亦紛紛設司,真真是“敞開國門掙錢”。
這讓我想起道家修行中“欲取先予”的道理。昔年呂洞賓雲遊四方,常以微小施捨結緣,看似吃虧,卻廣積善功,終得大道。太宗此法,亦有異曲同工之妙——先以重金示誠,引來萬商雲集,其後稅收滾滾,豈非大智慧?
在太宗不遺餘力的“招商引資”下,宋朝的貿易網絡迅速擴張,往來國家多達六十餘,進出口總額竟占國家歲入的五分之一。這在以農為本的古代,堪稱奇跡。
海外商人帶來的,不光是關稅。他們更將宋朝特產遠銷四海,其中最耀眼的莫過於瓷器。青瓷白瓷,泛海而去,直抵日本、印度、波斯,乃至非洲的埃及。阿拉伯貴族以收藏“中國瓷”為榮,海上絲路,儼然成了“瓷器之路”。後世有學者甚至笑談:“中世紀的東非史,是由中國瓷器寫成的。”
太宗不僅招人來,更鼓勵宋人出海。沿海船戶被另編戶籍,出海需登記,歸來須抽稅,條令雖嚴,卻也給了百姓掙錢的門路。宋朝造船技藝高超,所造船舶“巍如山岳,浮動波上”,載數百人,備一年糧,甚至能在船上養豬釀酒。有了這般利器,“出國擺攤”不再是沿海專利,竟成全民熱潮。
連方外之人也動了凡心。杭州僧人淨源、溫州道士王居常,皆是海商中的風雲人物。蘇軾被貶海南時,也不忘將東南亞的蘇木販往四川,賺了一筆。這倒讓人想起八仙過海的傳說——各顯神通,無非為渡世濟人;宋人泛海,亦是在經濟天下。
這些海商,看似尋常,卻在無形中撐起了宋朝的顏面。他們每到一處,當地國王百官竟以“上賓”相待,百姓圍觀慰勞,場面熱鬧非凡。各國商賈更是爭相攀附,只為搭乘宋船,拓寬商路。唐人李白有詩云:“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宋人的帆影,當真濟起了盛世繁華。
財富,遂從海上滾滾而來。僅皇祐元年(1049年),海外貿易總收入便達一億兩千萬貫,其中白銀八十萬兩以上。兩宋國土雖狹,積貧積弱,卻能憑此經濟優勢屹立不倒。這再次印證:閉門則衰,開放則興。太宗當年那一步“閒棋”,終成定鼎國運的妙手。歷史的風帆,往往就在這般敢為人先的勇氣中,駛向了浩瀚的富饒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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