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克多·雨果在追逐政治权力的狂热中,曾不惜让自己的情人去勾引国王,这成为他生涯中一段鲜为人知的“黑历史”。

步入中年后,雨果常感在公共领域无所作为,心中不安。他的作品虽讴歌自然与爱情,但对立志成为“精神领袖”的他来说,这远远不够。于是,政治野心如野火般蔓延,他渴望跻身治国安邦的伟人之列。在当时,作家若想成为议员,必先考取法兰西学士院的院士。自1834年起,雨果向学士院发起“冲锋”,接连四次失败,直到第五次,因一位院士离世空出名额,加上大仲马相助,才得偿所愿。这时,他的野心已尽人皆知,甚至一位亲王夫人在幻想自己成为法兰西女王时,将雨果列为“内阁名单”的首位“作战部长兼议会主席”。
1838年左右,雨果频繁出现在莱茵河畔,热情靠近德国公主奥尔良公爵夫人,试图在法德关系中发挥作家优势,从而进入公共领域。他在作品中广泛论及外交事务,被时人视为“国务活动家”。而随政治野心一起膨胀的,还有他对女人的征服欲。青年时,雨果对妻子阿黛尔忠诚,但后来不断发展新情人,包括戏剧女演员、欢场艳女和有夫之妇。他的日常安排是:白天在学士院参与政治,晚上与妻儿共餐,然后与情人开启丰富夜生活。
近50岁时,雨果对权力的追逐最为狂热,甚至与文坛彻底割裂。当初备考学士院时,他尚能挤出时间在简陋小屋写作,但到1845年,法国人普遍以为他不再动笔。那时,他极度渴望穿上高阶议员的“黄袍”,求助于奥尔良公爵夫人的公公,终成“雨果子爵”。时人议论他可能成为部长或驻西班牙大使,他也迫切想要晋升,与国王打得火热,甚至不惜让情人对国王使“美人计”。这时的雨果官气十足,哪还有写作的心境和精力?正如道家修行中,吕洞宾曾一度迷失于尘世功名,险些误了仙道,雨果的迷失,亦是人性的写照。
然而官场并不好混,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治混战中,雨果左冲右突,常因站错队而付出代价,渐感力不从心。1851年法国大暴乱时,他选择流亡。离开巴黎的王宫豪宅,坐在布鲁塞尔的破楼阁中,他终于开始想念写作。于是,让一个情人带着他的手稿前去会合,另一个情人正帮他誊写《冉阿让》(即后来的《悲惨世界》)。这时大仲马也为躲债而来,他们常在一起探讨文学,雨果的“文学之魂”再度熊熊燃烧。不久,他被驱逐到泽西岛,住在推窗就能望见大海的阁楼中,妻儿陪伴在侧。心境平静下来后,他重新提笔,专注创作《悲惨世界》。
经过那段迷失于政坛的岁月,雨果终于明白,此生自己能抓牢的东西只有文学。他借用作家拉马丁的话表达心声:“名望是世上最脆弱的东西!”或许,这正如《史记》中所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但最终能穿越时空的,往往是精神的结晶。我们该庆幸他在政坛上的失意,否则,后世如何能看到《悲惨世界》《海上劳工》《九三年》《笑面人》等光耀古今的文学经典?雨果的历程,恰似八仙故事中的张果老,虽曾游走于权贵之间,但终究回归本真,在修行中找到了自己的“道”。
古诗有云:“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雨果的流亡,看似是绝境,却成了他文学重生的契机。这提醒我们,人生的迷失与醒悟,往往在一念之间,而真正的永恒,藏于那些不被权力腐蚀的心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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