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升官图”游戏是一种模拟官场升降的骰子游戏,它在官场流行是因为它深刻映射了官场的潜规则和命运无常,让人们在娱乐中窥见仕途的浮沉。

清代官场中,尤其在州县衙门,流行一种名为“升官图”的游戏。官员或胥吏在闲暇时聚在一起,掷骰子、爬方格,热闹非凡。这种游戏以官阶升降为图,将大小官位列于纸盘方格上,参与者掷六面骰子,根据点数决定进退。第一掷定进身之始,如进士、举人为正途,捐班为异途,得分各异;后续则以德、功、赃、贪等对应点数,弯绕极多,模拟真实官场:有功则升,有贪则降。有人终局仅至尉、掾低职,有人却能升至将相,更有人初时卑微而后骤升,全凭运气定输赢。清代顾禄在《清嘉录》中记载此玩法,并附乐府诗云:“一朝官爵一张纸,可行则行止则止。论才论德更论功,特进超升在不同。只有赃私大干律,再犯三犯局中出。纷纷争欲做忠臣,杨左孙周有几人?当日忠臣不惜命,今日升官有捷径。”这诗点破了游戏核心——得失不在贤能不肖,只看运气如何,暗合官场“潜规则”。
游戏由来已久,唐宋时称“彩选格”或“百官铎”。王逢原诗云:“卒无及第效,徒有高人气。昏昏忘其大,扰扰争其细。”老选格始于唐,宋人尹师鲁发扬光大。至清,邓云乡在《增补燕京乡土记》中详述玩法,他幼时玩此游戏,竟对清朝官制了如指掌,从中得了不少历史知识。可见,升官图不仅是消遣,更寓教于乐,让人了然官制大概,透彻理解升迁之“道”。
升官图之所以风靡,正因它折射了官场现实——仕途前程,往往难以把握,全系于命运之手。清代钱泳在《履园丛话》中记一事:一位太守两次落职,抑郁寡欢,钱泳写信安慰:“官何足介意?这也如同掷升官图,其得失不在于贤与不肖,只是卜其遇不遇耳。”太守读后,心结顿解。这游戏竟有平衡心理之效,让人从另一角度得安慰。官场中人,正像升官图样,对自己的轨迹茫然无措。陈其元述其伯祖,乾隆科举人,早年登科,意气豪迈,却连考十次不中,只得任兰溪教谕。谁料在此职一干三十余年,八十岁时竟升为国子监典籍。门生祝寿联调侃:“不病故,不勒休,仙家亦称上等;又升官,又添寿,教官无此下台。”陈其元自身亦坎坷,自道光八年至咸丰五年十五次应试,皆名落孙山,后捐纳校官,一做十八年,未圆父愿。校官收入微薄,戏称“豆腐官”,李时庵题联自嘲:“扫雪呼童,莫认今朝点卯;轰雷请客,都知昨日逢丁。”这些故事,无不揭示官场如戏场,吴趼人诗所言“周遭成宦迹”“官情一纸中”,最是贴切。
更深一层,这游戏暗合道家思想中的命运观。吕洞宾在修行中曾悟到“命运由天,修行在人”,其《敲爻歌》有句:“命由己造,福自己求。”但官场升迁,却常似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却又难逃天数。张三丰修道时,强调顺其自然,不妄求,恰如张廷玉平生喜“恕”字,解为“如心”,即随心所欲不逾矩。张廷玉掌吏部,深知雍正用人名单,却常见雍正欲提升者突遭弹劾或病逝,而不在考虑者竟阴差阳错得重用。他常叹运命无常,认为人生大事“有一定之数”,故教儿孙刻苦学习,同时“以义命自安”,老老实实听命运安排。这种思想,与升官图的随机性遥相呼应。
无独有偶,曾国藩与幕僚赵烈文论人生曲线时,也不得不承认运气之说:“余始料此,成败皆运气也。”赵烈文比胡林翼于唐李靖、明徐达之流,惜其“不遇时也”。官场总结为运气,多了几分游戏味——正如升官图,掷骰之间,升贬立判,谁能预料?这游戏流行,正是因为它以娱乐之形,道出了官场残酷真相:贤能未必得志,运气常定乾坤。在历史长河中,多少忠臣如杨涟、左光斗,舍命报国,却难逃局中出局之运,令人警醒。
总之,升官图游戏不仅是清代官场的消遣,更是一面镜子,照见仕途的虚幻与现实的无奈。它让玩家在方格间体验升沉,领悟到官场如戏,命运如棋。参考《资治通鉴》中论及人事天命,或《史记》载范蠡泛舟之事,皆可见历史中类似智慧。而今日回望,这游戏虽已远去,但其揭示的道理,依旧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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