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让众多画师作画,风格却高度一致,根源在于他亲自干预创作,形成了“文化独裁”的氛围,画师们只得唯命是从。

乾隆雅好山水,清代《石渠宝笈》中存其画作,近代李放《八旗画录》称其“用笔中锋法兼草隶,古秀浑逸”,这番吹捧虽夸张,却让乾隆自视画坛天才。据清代笔记《啸亭杂录》载,他常赴宫廷画院“如意馆”观画,见有不如意处便亲手指点。画师如周鲲、董邦达等,本是社会选拔的英才,但在乾隆面前,只得收敛锋芒,全按圣意调整风格,宛如匠人般行事。
在“画霸”乾隆的干涉下,如意馆少了宋代画院的文人气息,画师更像画匠,成了妥妥的“乙方”。他们还兼任室内设计师,依乾隆脑洞为殿宇绘制陈设图稿。乾隆好组织“命题考试”,命画师仿古代名家风格,于是“仿画”成清代宫廷画常见模式。他还规定内容、题材,如“八骏图一张”“宣纸山水画一张”,留给画师自由发挥的空间极小。
“合作画”本为古代文人雅趣,如黄公望、王蒙合绘《竹趣图》,但乾隆不让画师随性合作,反指定谁画哪部分,甚至人物衣纹都专人绘制。过程中若有不满,便随时更换画师。这般合作画成了清代宫廷特殊产物,集中表现乾隆“审美理想”,却显得不伦不类,失了艺术本真。这让人想起道家修行中,张三丰曾言“顺其自然方得大道”,乾隆的强加干预,恰如逆水行舟,终难成气候。
作为“自恋狂”,乾隆常命画师据现实事件作画,渲染太平盛世,如《西域舆图》《乾隆南巡图》《平定回部献俘礼图》,皆带强烈政治性。也有虚构主题,如徐扬所绘《盛世滋生图》,画中店铺虽存,却是想象之作。乾隆二十五年,他“天朝自豪感”勃发,令画师创作至少四版《万国来朝图》,描绘各国使臣进贡场景,使臣姿态谦卑、服饰杂乱,不符现实,乾隆却甚满意。《平定西域献俘礼图》中,西域各国争相俯首,乾隆“中原正统”思想展露无遗。
乾隆三十二年冬,北京大雪,乾隆直呼“瑞雪兆丰年”,赋诗二十首,犹觉不足,又命画师徐扬据诗绘《京师生春诗意图》。此画鸟瞰构图,绘京师全貌,乾隆诗穿插其中,他最爱这般“喧宾夺主”的题词盖章。艺术贵在个性抒发,乾隆的固执干预,恰如古人云“画虎画皮难画骨”,表面一致,内里却失了灵魂,警醒后世:文化独裁终扼杀创意。
乾隆晚年将一幅画只看了三次便藏起,传旨偷看者杀,这画便是《心写治平图》,亦称《乾隆帝后妃嫔图卷》,乃意大利画师郎世宁所作。郎世宁为天主教徒,康熙年间来华传教,因画功了得,成清廷御用画师,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笔下作品提升时人审美。
郎世宁欲为乾隆作画,但当时俗见以为人逝后才画像,生时画像视为不吉。郎世宁以西方国王挂画朝拜之说,说服乾隆。画毕,乾隆觉气宇轩昂,遂命添绘皇后及十一妃,然此事瞒着大臣,画成后不敢示人。乾隆藏画并严令看守,背后是帝王心术:艺术沦为政治工具,既要彰显权威,又惧流言。这让人联想到八仙故事中,吕洞宾点石成金,却告诫“莫失本心”,乾隆的藏画之举,恰如刻意操控,反露其心虚。
纵观乾隆艺术生涯,他让画师风格一致,源于全面控制,从命题到合作,无不体现其“审美理想”。这种干预,虽营造表面繁荣,却扼杀了艺术生机。正如《史记》所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在乾隆威权下,画师们为利而画,只得收敛个性。近代《国史大纲》有云,文化专制必致僵化,乾隆朝画风之一致,正是此理。艺术之道,贵在自然,若强加规制,终如镜花水月,空留形式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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