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商鞅薄情寡义?只因他不刻薄,变法就难以成功。历史有时恰似一把双刃剑,一边斩开旧局的荆棘,一边也难免伤及无辜。

商鞅的“薄情”,实则是他推行变法所选择的必然路径。在他看来,治国不能倚赖虚浮的“仁义”,而必须依靠明确的法律与严格的执行。他有一段话点明其思想核心:“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仁义虽能感化一部分人,却无法让天下人皆循道而行,反而可能成为某些人破坏法度的借口。
于是他选择以“杀刑”立威,以“赏罚”明道。他认为,只有让法律如铁一般冷硬、如山一般不可动摇,才能“大邪不生,细过不失”,才能真正达到“国治必强”。
这般理念并非空谈。他临渭水论囚,一日处决数百人,“渭水尽赤”,哭声震野。旧贵族恨他入骨,百姓亦惧他如虎。可他没有回头——因为在他看来,短暂的残酷,是为了秦国长久的安定。
商鞅自己也曾拿他与百里奚作比较。百里奚,即“五羖大夫”,一生坎坷却终得秦穆公重用。他为政以德,“三置晋君,一救荆祸”,出门不乘车、不用仗,与民同苦,死后秦国上下无不哀恸,“舂者不相杵”。
而商鞅走的却是另一条路。他见秦国积弱,非猛药不能治沉疴。他割除旧弊、推行军功爵制、废井田、开阡陌——每一步都在打破原有的利益结构,也因此每一步都需强力推行,不容人情。
结果,他成功了。秦国从此强盛,奠定一统天下的根基。可他也付出了代价:“畜怨积仇比于山丘”, 最终在自己制定的严法下无处可逃,遭车裂而终。
道家庄子曾说:“大仁不仁。”有时看似无情,恰是大道之行。商鞅不曾为自己留后路,也不为他人留情面——而这,正是历史选中他完成变法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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