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侵略者的野心总在试探中膨胀。1936年1月9日,日本参谋本部突然抛出《华北自治运动的演变》,总结过往,喊出“华北明朗化”的口号。13日,陆军省火速下发《处理华北纲要》,明确要搞华北五省自治。17日,陆军省通报:外务省和海军都点头同意——这下,华北政策正式成了日本国策!

二二六政变后,广田弘毅组阁,4月有田八郎当外相。8月7日,“五相会议”定下《国策基准》,要“确保东亚大陆地位,同时向南方海洋扩张”。随后“四相会议”敲定《帝国外交方针》,对华政策直接参照1935年10月的决定。8月11日,再定《对华实行策》和《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日本对华政策全面确立。这步步为营的布局,像一把无形的刀,悄然架在中国脖子上。
可1936年底,绥远事件爆发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让日本的计划狠狠受挫。1937年1月,广田内阁倒台;2月林铣十郎上台,3月佐藤尚武当外相,调整策略:取消“分治政治”,转而搞经济文化渗透。但“佐藤外交”没改变根本方针,5月31日就夭折了。
6月近卫内阁成立,广田再任外相。近卫首相直言:“还是广田时代的三原则为好。”4月16日四大臣共同决定《指导华北方策》,7月6日阁议一致同意“推行正确政策”。可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15日外务省发布“绝密”文件,总结日本对华政策的继承关系——这哪是“正确政策”,分明是侵略的脚本!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的警钟,至今仍在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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