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与王安石早年情谊深厚,却因政见不合渐行渐远,其背后既有理念之争,亦有人性之纠葛。

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的文章一出便传遍天下,读书人争相背诵。王安石赞其文采:“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然曾巩非但不以文名自矜,反以理学为宗,常从琐事中提炼哲理。
观其《墨池记》,论书道必言“用力”;读《醒心亭记》,评山水必及“国泰民安”。若遇僧人建佛殿,他竟直言:“朝廷征西夏,百姓纳税苦,尔等却挥金建殿,岂不悖理?”
此等直言,虽似针砭时弊,却暗合道家“无为而治”之理。吕洞宾曾言:“世人争利,不如守拙。”曾巩之斥僧人,何尝不是以儒家之理,讽喻世人贪欲?
曾巩与王安石早年同为士林翘楚,两家数代通婚,情谊本该如松柏长青。然变法之争,终使二人分道扬镳。
福州太守任上,朝廷不给职田,前任靠卖菜补贴。王安石建议规范经营,曾巩却怒斥:“太守岂可与民争利?”任由菜园荒废,百姓得利,却将王安石推入“与民争利”之讥。
此番争执,恰似张三丰论武:“刚柔并济,方显真功夫。”曾巩之“柔”,是儒家仁政;王安石之“刚”,是变法革新。然两人都未真正理解对方。
司马光曾讥讽曾巩:“乡亲设道场,谢帝除害。”虽无实证,却映射出政坛倾轧之态。即便曾布与王安石决裂,守旧派仍视曾巩为“叛徒”,终使其仕途坎坷。
然曾巩处此境地,竟未流露悲愤。他深知“天命有归”,终将心力寄于文章。正如苏轼所言:“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吕洞宾游历江南,见市井繁华,叹曰:“世人逐利,不识本心。”曾巩之困,何尝不是因执于“义”而失于“道”?
王安石晚年探望曾巩,两人终得释怀。然历史终究记住了这场“文人相轻”的悲剧,也记住了曾巩那句“与民争利”的铮铮铁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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