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彧虽才智过人,却因忠于汉室而错失大势,终致悲剧。

建安十七年,当曹操进位魏公,加九锡之时,尚书令荀彧以“(曹公)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为由,力陈不可。此举犹如惊雷,震得许都朝野哗然。
这位颍川荀氏的嫡系传人,自洛阳城破便立下誓愿:宁为汉臣死,不作魏公臣。他曾在袁绍帐下观其优柔寡断,毅然投奔曹操,助其驱虎吞狼,平定吕布,此等识人之明,堪称三国第一。

然则荀彧之忠,恰似吕洞宾在终南山修行时,执着于“炼丹救世”的执念。他始终未看清,汉室已如枯木,非刀斧可伐。当年张三丰在武当山见山河破碎,终悟“顺势而为”的道理,荀彧却固守儒家忠君之道,终成困局。
《诗经》有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荀彧却将“汉室中兴”视作唯一正道,殊不知天道循环,岂能拘泥于旧制?
若论天下大势,荀彧之误不在谋略,而在格局。彼时曹操已收复北方,实施屯田制,恢复民生;刘备虽称汉室之后,却在汉献帝被迁许都后,竟不顾旧主,自立为帝;孙权更是在父辈觊觎玉玺的阴影下,打着“扶汉”旗号行割据之实。
荀彧眼中,刘备为伪君子,孙权为懦夫,唯曹操为真英雄。然则正如道家所言:“大道至简,大智若愚。”荀彧未能看清,汉室已成腐朽之木,曹魏方是新生之芽。其时百姓所需,非是虚无的“汉室正统”,而是实实在在的安居乐业。
《孟子》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彧却将“匡扶汉室”置于民生之上,终致悲剧。
建安十七年冬,曹操赐荀彧空食盒,此乃“缘分已尽”之兆。荀彧伏剑而亡,其忠烈之名传颂千古,却也印证了“格局不大”之论。
荀彧之死,恰似八仙过海时,吕洞宾执着于“渡人”之术,却未识得“乘风破浪”的真意。他若能如张三丰般,顺应时势,或许历史会改写。
然则历史不容假设,荀彧之憾,在于未能跳出“忠君”桎梏。正如《资治通鉴》所言:“天下之势,常在变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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