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将领仇鸾简介,曾得明世宗信任拜平虏大将军

仇鸾，明世宗嘉靖朝一度权倾朝野的“平虏大将军”，实为靠贿赂俺答、构陷忠良、媚事严嵩而骤贵的投机武臣——其得势之速，恰映照嘉靖中后期边政崩坏、军纪荡然、君心昏聩之深。

仇鸾（1489—1552），陕西镇原人（今属甘肃），咸宁侯仇钺之孙。他生于弘治十八年（1505年），正德十五年（1520年）五月祖父仇钺病卒，因父仇昌有疾不能袭爵，遂由仇鸾承袭咸宁侯。兵部尚书彭泽为其取名“鸾”，字“伯翔”，号“枳斋”；其居京师崇文门内苏州巷，宅舍简陋如常僚，却早得清流称许——殊不知，这“谦恭”表象之下，已悄然埋下攀附权门、翻云覆雨的伏笔。

他早年履历看似光鲜：嘉靖三年（1524年）因在“大礼议”中力挺世宗，获宠擢显武营提督；八年（1529年）升两广总兵；十七年（1538年）奉命征安南，至广东后竟欲强令安远侯柳珣行跪拜礼，遭拒反劾之，被世宗斥为“轻躁自用”，召还京师。此后辗转宁夏、甘肃总兵任上，终因与巡抚曾铣互讦，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被革职逮问。可他并未沉寂——转而厚贿严世蕃，拜严嵩为义父，“约为父子”，旋即起复为太子太保、大同总兵。史载其“赂嵩金万两，得掌边兵”，此非臆测，乃《明世宗实录》卷三五九所载确证。

警醒处在于：一个被总督弹劾“阻挠军务”的败将，竟能靠行贿复起、执掌北边重镇——边防已非战守之器，而沦为权钱交易的筹码。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六月，俺答率十余万骑破关入寇，大同总兵张达、林椿战殁。闰六月初三，朝廷仓促起复仇鸾镇守大同，复其宫保衔。危局当前，他不整军备战，反遣旧仆时义、艺人侯荣携重金潜入敌营，结交俺答义子脱脱，贿以金帛，请其“绕过大同，东向蓟镇”。俺答欣然纳之，授箭旗为信，纵兵直扑北京——是为震动朝野的“庚戌之变”。八月十一日，仇鸾“侦知虏东犯”，火速上疏请援京师，世宗大喜，拜其为平虏大将军，节制诸路兵马，文官三品、武官副总兵以下违令者皆可军法从事，密奏直达御前，权势赫赫，一时无两。

权力若失德为基，愈盛愈危。仇鸾之“平虏”，实为“纵虏”；其“勤王”，实为“邀功”。所谓大将军印，盖铸于黄金与谎言之上。

既得圣眷，他更力主开马市——表面言“羁縻俺答，息兵省费”，实则暗通款曲，借市易之名行输款之实。《明史·仇鸾传》明载：“鸾阴与俺答通，市易边外，岁遗金缯无算。”至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八月，锦衣卫指挥使陆炳揭发其私通俺答、藏匿虏使、图谋不轨等事，世宗震怒，削其官爵。仇鸾惊惧交加，疽发背而死，死后遭剖棺戮尸，籍没家产。其祖父仇钺乃正德朝平定安化王之乱的名将，以忠勇著称；而仇鸾一生，恰成镜像对照——“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一姓两代，忠奸异辙，岂不令人扼腕？

一场“平虏”闹剧，照见嘉靖朝的边政黑洞

仇鸾之兴亡，非一人之浮沉，实为嘉靖中后期政治生态的缩影：严嵩柄国，贿赂公行；厂卫窥伺，言路窒息；边将不修武备，专务钻营；天子深居西苑，但求祥瑞，厌闻兵戈。当“平虏大将军”的帅旗在京城招展时，真正被击溃的，不是俺答的骑兵，而是大明边防的脊梁与士人的风骨。故王世贞叹曰：“庚戌之变，非虏之能，实中国自溃也。”历史从不粉饰，只默默记下：那面绣着“平虏”二字的帅旗，在秋风中猎猎作响，却遮不住底下溃烂的疮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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