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孟頫之所以被元朝重用,根本原因在于他兼具宋室宗亲的身份、超凡的才学与正直敢言的品格,既符合元廷“以汉治汉”的政治需要,又能在关键时刻以道义匡正时政。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元世祖忽必烈命行台侍御史程钜夫南下搜访宋代遗贤,得二十余人,而赵孟頫名列其首。忽必烈初见其人,“神采焕发,如神仙中人”,大为欣喜,竟令其座次高于右丞叶李。不久朝廷新设尚书省,命赵孟頫草拟诏书,忽必烈阅后赞叹:“说出了朕心中所要说的话。”此非虚誉,实因赵孟頫文辞典雅而深契帝心,既显其才,亦彰其识。
然才高易遭忌。当朝议定贪赃二百贯宝钞即处死罪时,赵孟頫力陈钞法已大幅贬值,以此定人生死“不足采取”。面对质疑其“南人不知国事”的讥讽,他凛然回应:“刑法系人命,岂可不言?”其刚直之气,令对手哑口无言。忽必烈虽欲重用,却因朝中阻力暂未如愿。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赵孟頫任兵部郎中,主管全国驿站。时驿使费用激增,地方强征于民,民不堪扰。朝廷遣其与尚书刘宣南下查办钞法执行不力之官,同僚鞭笞属吏,唯赵孟頫“不打一人”,反遭权相桑哥斥责。此举非怯懦,实乃深知苛政已极,再加刑威,民将无生路。
其后,平江总管赵全被揭发违法,忽必烈拟派宿怨者王虎臣查案。赵孟頫力谏:“王虎臣昔日在平江强买民田,与赵全素有嫌隙,今若遣之,必挟私报复。”忽必烈遂改派他人——此非仅护一人之冤,实为维系司法之公信。
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京师大地震,死伤数十万。群臣畏桑哥之威,唯引经据典空谈“修德应天”。赵孟頫却密劝使者阿剌浑撒里奏请大赦、蠲免赋税。面对桑哥怒斥“非上旨”,他直言:“百姓死亡已尽,未征钱粮何从出?若日后追责,丞相岂能独免?”桑哥悚然,终允免税,万千黎庶得活。此正如杜甫所叹:“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赵孟頫虽处异代,其心同此。
更可贵者,赵孟頫深知桑哥之恶甚于南宋贾似道,乃激励侍臣彻里冒死进谏。彻里血溅丹墀,终致桑哥伏诛、尚书省废罢。而赵孟頫自知“非亲信之臣”,功成不居,反恳请外放。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出知济南路——此非退避,实乃明哲保身以全其道。
观赵孟頫仕元之迹,非为苟且偷安,而是以宋室宗胄之身,行儒者济世之志。他既未如留梦炎般屈节媚权,亦未效遗民绝仕以示清高,而是在夹缝中持守“忠直报皇元”之信念,以才学服人,以仁心救民,以勇气抗奸。故元廷重之,非仅因其名望,实因其不可替代之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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