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之战中,孙刘联军以区区五万之众击溃曹操二十万大军,其胜利核心在于天时地利人和的精妙融合;而曹操的败因,全在他那“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骄横下,犯了轻敌冒进、水土不服的致命错误。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寒冬,曹操率军南下,号称八十万(实际约二十万),直扑长江。孙权命周瑜、程普为左右督,统水军三万,联合刘备樊口驻军,于赤壁隔江对峙。初战曹军即败退乌林,周瑜巧用黄盖火攻之计:十艘小船载柴草膏油,假降冲入曹营,借东风烈焰焚舟。曹军大溃,曹操焚毁余船撤退,士卒饥疫死者过半——此乃中国历史上继阖闾破楚后,又一次长江流域以弱胜强的经典水战。
孙刘联军制胜,首在“敢战”二字。当曹操挟荆州新胜之威,东吴满朝主降时,周瑜却冷静剖析:曹军表面二十万,实疲于远征、水土不服;荆州降卒心怀二意,北方士卒不习水战——此乃纸老虎耳! 这番论断非匹夫之勇,实是弱军胜强的科学依据:以数万之众抗“数十万”之敌,需如《孙子兵法》所言“知己知彼”,方能在绝境中寻得生机。
次在“联敌”之智。曹操攻荆州后,孙权迅即转变策略,以吊唁之名联结昔日仇敌刘备。当群雄皆被曹操“各个击破”,孙刘却以大局为重结盟抗曹,正应了那句“合则存,分则亡”。方北辰《三国名将》点透关键:周瑜早于南岸布防,主动诱敌至赤壁决战,此乃“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深谋远虑。
终在“火攻”之妙。曹军水师本是短板:北方士卒染疫,荆州降军未训,更犯了“连环船”大忌。周瑜直击要害,选黄盖为执行者——老将诈降本就出人意料,再借冬日东南风(非《三国演义》虚构的“借东风”,实为长江特殊气象),一举焚其命脉。此计若缺天时、地利、人和任何一环,必成千古笑柄。
反观曹操,其败非天灾实人祸。贾诩曾谏:“屯兵江陵,安抚荆州,则东吴可不战而降。”太祖不从,终致“军遂无利”——此乃最大战略失误!他犯下三重死穴:
其一,后方不稳。马超、韩遂盘踞关西,如芒刺在背。曹操却倾巢南下,犯了“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的兵家大忌。其二,舍长用短。他明知“舍鞍马,仗舟楫,本非中国所长”,却妄想倚重荆州水军。岂料初战即露怯,张辽等七路陆军虽至赤壁(庾信《哀江南赋》确载“张辽临于赤壁”),却成陆上旱鸭子!其三,天时相悖。盛寒之际“马无藁草”,士卒饥疫——《三国志·吴主传》白纸黑字:“公烧其馀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岂是虚言?
曹操之失,根在骄兵心态。他视孙权如“冢中枯骨”,却忘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长江天险非平原驰骋,水战更非权谋可解。此战若听贾诩之策,何至“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悲慨?
赤壁一役,非天助孙刘,实乃人谋胜算。它昭示后世:强弱之势,存乎一心;霸业之基,成于慎战。联军扬长避短,曹操以短击长,胜负之数,早在烽烟未起时便已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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