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和曹睿都托孤过司马懿,两人真的做出了吗

曹丕和曹睿都托孤过司马懿,两人真的做出了吗

还不了解：曹丕和曹睿托孤的读者，下面对百科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托孤司马懿 曹丕和曹睿做错了吗?

在三国的历史上，司马懿算是曹魏的四朝老臣了，这家伙生生熬死了曹操、曹丕、曹睿祖孙三代。而且曹丕和曹睿还是很信任司马懿的，临死前还任命其为辅政大臣，就像刘备托孤给诸葛亮一样，这司马懿就相当于是托孤大臣了，试问曹丕托孤司马懿还是情有可原的，这曹睿怎么又托孤司马懿，而恰恰是曹睿的托孤，才让司马懿发动了高平陵政变，曹魏才最终改姓司马了。

书生为什么说曹丕临死前托孤给司马懿是情有可原?因为有很多学者都认为司马懿也是曹操的托孤大臣，讲真司马懿只能算是曹操晚年的一个谋士，后来虽然当了丞相军司马，但是曹操帐下那是谋士如雨，不过曹操立曹丕为太子的时，同时司马懿也升为了太子中庶子，职能就是辅佐太子曹丕的。

可以说司马懿就是因为出自太子府，所以在曹丕成魏王甚至是皇帝后，司马懿才得到了重用，才成为了曹魏的重臣，除了司马懿是真的很有才能，就是因为在曹丕眼中司马懿算是他的心腹。

而曹丕四十岁就病死了，临死前曹丕任命了四位辅政大臣：诏令镇军大将军陈群、中军大将军曹真、征东大将军曹休、抚军大将军司马懿受领遗诏，共同辅佐嗣主曹睿。大家看到没，这四位辅政大臣中，有两位是曹家的血亲，陈群是士族的代表，其实司马懿家也是士族门阀，可以说曹丕就是想让他们四人互相制衡。

或许真的是曹操杀人太多，曹睿比曹丕更短命，在其三十六岁时就病死了，曹睿估计自己都没预料到，更巧的是此时的司马懿竟然领军在外，当时司马懿官职是太尉其正率领大军从辽东回到黄河以北的河内郡驻扎，曹睿赶紧急召司马懿入朝，后来就有曹睿托孤司马懿和大将军曹爽。

曹睿是没有办法，杀掉司马懿，大将军曹爽一家独大，而且司马懿那么大年纪还领兵在外，没有理由杀他呀，曹睿也就只能让司马懿与曹爽相互制衡，只是没有想到曹爽这个草包根本就玩不过司马懿这老狐狸，曹睿给司马懿选了一个猪一样的对手，对于皇帝来说，他谁也不信，帝王心术就是“左右平衡之术”!

曹丕和曹睿都托孤司马懿，其实是没有做错的，只是司马懿忒能活了，而曹家是一代不如一代呀!

可参考文献：陈寿《三国志》、《晋书》

曹丕和司马懿是什么关系？曹丕称帝后为什么要防着司马懿？

曹丕和曹植相争嗣子之位，司马懿辅佐曹丕而杨修辅佐曹植，最后杨修被杀曹丕成为了太子。看上去是司马懿和曹丕大获全胜，但实际上司马懿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并没有那么大，只是在电视剧里把两人的关系拉近了一些，那怎么看待曹丕和司马懿之间的真正关系呢?其实也就是君臣的关系。曹丕能当上太子还是因为当时朝中上下都不太愿意曹操废长立幼，而且综合曹丕和曹植的能力来看，的确曹丕会更加适合这个位置。

早年刚入仕的司马懿根本就不起眼，曹操身边最不缺的就是人才，如果你不会给自己找机会让曹操看到你的话也很难得到曹操的赏识。对于当时的司马懿来说巴不得曹操看不到自己，所以也没什么能拿的出手的成绩。但是曹丕这个时候却发现了司马懿的才华，想让司马懿辅佐自己，这次司马懿也懒得推辞了，如果再装一次病那也有点太假了。司马懿也只是做做自己本分的事情，并不像杨修那样时时刻刻都在展现自己的才华，而且曹操本身就更喜欢曹植，曹丕还以为自己根本就没机会得到这个太子位。

但是后来曹操问荀彧和郭嘉到底应该立谁为太子，两人给出的答案都是曹丕，而且曹植还因为醉酒闯出大祸，就更加让人感觉不能为以大任了。所以曹操临终前还是让曹丕接自己的班，而司马懿正好有是功臣之一，所以这才是他第一次偶然的晋升。不过都说曹操早已看出司马懿有狼顾之相，为什么还放心让他呆在曹丕身边呢?因为曹操也希望有位能人可以辅佐曹丕，而司马懿就是当时的不二人选。不过曹操也有提醒曹丕多多提防司马懿，一旦发现司马懿有什么异常就要立马杀了他。

曹丕也是一位非常能干的皇帝，深的曹操的帝王之术，要对付司马懿这样的人对他来说也并不是什么难事。当时的司马懿也没什么篡权的野心，而是只想保住自己和家人们的安全，所以一直都是忍辱偷生，处处退让。这样的人你说他想要谋反也没人信啊，所以曹丕就安排柏灵筠在司马懿身边，时时刻刻监视着他。只是曹丕英年早逝，还没当几年皇帝身体就不行了，所以临死前也是没办法，只能让司马懿来当托孤大臣。这样一来二去，司马懿的地位就有提升了，可以说曹睿多多少少有逼出一些司马懿的野心，但司马懿最后能篡位成功，最大因素还是因为自己活的时间长啊。

一直都在压制仲达的曹叡，为啥临终前还命其为托孤大臣？

《大军师司马懿》一剧对司马懿其实多有美化，本文试图还原司马懿与曹魏政权尤其是曹叡博弈的真相，揭示魏晋禅代之际皇权与儒学大族斗争的伏线。司马懿并不是儒学大族，儒学大族与司马懿的合作出于无奈，而司马懿夺权后，也给儒学大族开了一个血腥的玩笑。

社稷未知——司马懿的人心向背

“人失去了自己”，这是《大军师司马懿》反复渲染的东西。上半部，荀彧对曹操说：“今日的明公，还是当初的明公吗？”下半部，司马孚问司马懿，是否还记得自己的初心。而始终如一的诸葛亮，则是全剧的道德典范。作者用意，可见一斑。

当垂垂老矣的司马懿依依东望，他望不见人心，只有一地的刀光血影。高平陵之变后，他彻底黑化，再不是当初的渡河才俊。那时候，年轻的他还和曹丕谈论青春理想，和乃父说起自己的一片忠心。但如今，他成为执刀者，俨然一位彻彻底底的马基雅维利信徒。

在《虎啸龙吟》里，司马懿有一个明显转变。转变前，他殚精竭虑，俨然魏国忠臣。转变后，他开始任你妄为，为了权力不择手段。让他转变的，是多年的压抑和权力对他的诱惑。当司马懿说自己不管身前身后名，他已经转变为一个赤裸裸的权谋家，建安风骨已成往事，历史，走向更加血腥无道的关口。

变色龙司马懿

万幸的是，该剧是司马懿的人物传，却没有一昧为司马家唱赞歌。剧中，司马懿步步黑化，但当他走到权力巅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孤家寡人”，他却早已面目全非，成为一个阴鸷狠毒的野心家。该剧下半部通过诸葛亮“弈棋”、司马孚“质问”等情节，暴露出司马懿的表里不一。

但这部剧还是对司马懿有所贴金，其实，司马懿一直都是“利益第一，价值第二”的人。他像一只变色龙，随时根据形势转变策略。曹操时期，他收敛锋芒；曹丕时期，他鞠躬尽瘁，曹叡时期，他克制隐忍；而到了高平陵之变，他孤注一掷。由始至终，司马懿都以自家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大军师司马懿》上下部的诸多情节都来源于《晋书》，但后者对司马家多有粉饰，这从司马懿出仕这个细节可以看出。

在魏国史书《魏略》中，当司马懿面对曹洪的征召，他杵着拐杖，托病不出，但当曹操下令征辟，他“投杖而应命”，这是典型的“出仕策略”。但到了《晋书》，就成了司马懿“不欲屈节曹氏，辞以风痹，不能起居”。

可以说，从小浸染于世家文化的司马懿，身处注重品评的环境里，他早已习得官场的处事策略，深谙“待价而沽”的一套。

到后来成为朝中重臣，他不忘记逢迎谄媚的一套。魏文帝时，他揣摩上意，献上祥瑞“玉印”助郭女王封后；魏明帝时，他又先后献《玄石图》、献祥瑞白鹿，作为示好曹叡及曹芳的礼物。

也是在明帝时期，明帝曾问大臣陈矫：“司马公忠正，可谓社稷之臣乎？”陈矫答：“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朝廷之望，是在一时。社稷之臣，功在千秋。司马懿可得人望，但未必有心于社稷。

司马懿的圆滑从青年时期就表露了，在朝堂和乡里，他的确很有口碑，但那是因为他积极维护士族网络、发掘人才，通过“为我所用”，纵深自己的权力谱系。可即便如此，也很少人用“清直”“仁义”来恭维司马懿，因为司马懿和这两个词实在不沾边。

更多时候，他被视为一位隐忍的官僚，他隐忍，不为淡泊名利，为的是等待时机。高堂隆曾提醒曹叡提防司马懿，他是当时有名的谏臣，看法就很有参考价值。他说：“（陛下）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可选诸王，使君国典兵，往往釭跱，镇抚皇畿，翼亮帝室。”而司马懿，恰恰有“鹰视狼顾之相”。

司马家不会为曹家倾心竭力，曹家也不会放任司马家，往深里说，双方存在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曹魏政权的根基是庶族、新兴地主和武人集团，从根子来说，曹操是“世家大族垄断政治”的掘墓人，他生在阉宦家庭，忌惮世家，于是“细政苛惨，科防互设”。他的出身和眼界都决定了他和儒家大族的距离。

但到了曹丕这一代，为了称帝和政治稳定，曹丕只能通过“九品中正制”给士族让利，表面上招揽天下人才，其实进一步固化了阶层差距，令世家大族渐渐抬头。而司马家就是世家大族的代言人之一。

更准确地说，司马家原本并非世家大族，但步步经营、逢迎儒门，一点点打入追崇儒家的大族网络中。到司马懿这一代，司马家至少看上去已经像一个典型的“儒家士族”，读儒家经典，学儒家礼仪，交往的也多是儒家大族的子弟。所以，司马炎才说：“本诸生家，传礼来久。”

坦率而言，以陈群等为代表的儒门代言人并不发自内心欣赏司马懿，但在与宗亲的博弈中，手握兵权和人望的司马懿是他们可以合作的对象。而司马家尊崇儒家，更多是政治策略。

司马氏集团聚拢的人物，的确不能简单归为儒门或士族，某种程度上，他们是一群“实用至上”的人，看清了历史的大趋势，比起崇高理念，更信奉实际的权力和地位。这也决定了司马氏的变色龙底色。

曹魏根子里与世家大族不和，而司马家是后者的代言人之一，这是他们不可调和的矛盾。即便如此，曹魏政权也并没有对司马家做出什么极端之事，曹丕时期，前者甚至对后者礼待有加，终曹魏天下，司马家都是锦衣玉食的名门望族，是典型的既得利益者。

所以，“曹氏的压迫逼得司马懿忍无可忍”这种艺术加工在正史里站不住脚。司马家和曹家，谁也不是大白兔。

步步压制——曹叡的政治理想

魏明帝曹叡在一天，司马懿忠心一天。

这个皇帝有点像青年嘉靖，聪明绝顶，私欲很强，并非仁主，却极有手段。收集女装、长发及地、口吃少言、起用女官，这是他的噱头。实际上，曹叡做了不少巩固权威的事儿——崇尚书、迎宗庙、严刑法、禁浮华、控中枢、修宫室等，曹叡主政期间，魏国皇权强大。

《虎啸龙吟》中的曹叡

要知道，先帝驾崩，曹叡接手的是一个问题重重的大魏江山。对外，三国还未一统，魏国频繁面对蜀吴（尤其是蜀国）的骚扰。对内，宗室与士族的矛盾暗流汹涌，地方大族形成“国中之国”。主少寡弱，权臣环视，可曹叡很快就掌控住局势。从政绩上看，曹叡作为不小。

更重要的，是曹叡对世家大族的遏制。

东汉末年，政治腐败，朝廷的声誉跌到谷底，在朝廷，士大夫“目有长官而无君父”；在地方，世家大族有自己的独立武装，他们根深蒂固，积极培养自己的代言人，与朝廷对立。由此，国家公权力也伴随着皇权落到低谷。

早在曹操执政期间，为了统一事权，也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力，已经出台了许多打压世族的措施，而曹叡继承乃祖遗法，一方面，他改易正朔、严刑峻法；另一方面，他翻新各项制度，强化中央权威。

曹叡想建立一个外儒内法、中央集权的帝国，想像“秦皇汉武”一样为所欲为，这决定了他会与儒门合作，但却要遏制有权势的世家大族。

曹叡对世族的防备可以从“禁浮华”一事看出。

“禁浮华”在史书中记录较少，但它却是魏晋清谈玄学之风的前兆。太和年间，一些仕途受挫的贵族子弟云集于京师洛阳，他们聚众交游、品评人物，这股风潮受上流青年知识群体欢迎，但却遭到了曹叡的镇压，史称“太和浮华案”。

据考证，“浮华交会”的代表是“四聪”“八达”，他们是何晏、夏侯玄、诸葛诞、邓飏、李胜、丁谧、毕轨等七人，而荀粲、裴徽、李丰、刘陶、傅嘏、司马师也参与其中。这些人大都是世家大族出身的子弟。

曹叡为什么要对“浮华交会”坚决镇压？一来，他担忧这些人像东汉党人一样反抗朝廷，二来，他要抑制世家大族子弟的势力。皇权社会，任何有影响力的社会组织势必引起君主警惕。终其一生，曹叡都对“四聪”“八达”严防死守。

为了抑制世家子弟，曹叡还诏令刘劭制定考察官吏功过善恶的新规《都官考课》（又称《考课法》），但遭到不少士族官僚反对。设使新规有力执行，对世家大族就会是一个巨大打击。不过曹叡荒淫无度，死得太早，这个新规没有长久实施。

新皇帝动作不断，渴望占据政治主动权的士族不会束手就擒。他们好不容易熬到自己的春天，盼望有朝一日，能够掌控天下的话语权。

曹魏开国以来，曹魏宗室和儒家大族的对抗就是一条主线。

官渡之战前，儒家大族心向袁绍，曹魏主要由谯沛武人和新兴士族把持，但官渡之战后，曹魏集团吸收了大量儒家大族，到魏文帝实施九品中正制后，他们的势力进一步扩张。所以，曹叡即位前，儒家大族的前景一片光明，他们不会容忍少年天子的“盛气凌人”。

权力斗争，需要一呼百应的代言人，世家大族选中了位高权重的司马懿，最终将司马懿抬进了顾命大臣名单。

在这一过程中，儒门的态度是纠结的。他们当然不发自内心想让司马懿作为大族代言人，可时势使人低头，在真正的儒门拿不出有力竞争者的情况下，面对曹魏宗亲的步步压制，儒门默认了司马懿作为替其博弈的人选。

江山易主——历史的血腥玩笑

对于司马懿，曹叡很矛盾。他希望扩张皇权，压制世家大族，可受制于军事和政治压力，他又不得不倚仗。所以，我们读史书，会发觉曹叡对司马懿时而亲切，时而疏远，他对这位世家代表且用且防。用他的军事本领，但不让他进入权力核心。

早在曹叡即位前，司马懿已经位列中枢，他和曹真、曹休、陈群并列辅政大臣，但曹叡并不把司马懿当成真正的心腹。终曹叡一朝，他与陈群、陈矫等人达成默契，那就是不让司马懿回朝辅政，与之相对，陈群、陈矫、曹真才是曹叡更信任的人，而司马懿则被“拒之于外”。

只是计划赶不上变化，由于军事压力和曹真的去世，曹叡不得不对司马懿受以要职，派他坐镇长安。司马懿渐渐做大，到平定辽东后，他在朝中的威望达到一个高点，儒家大族也与其合作。

为了牵制世家大族，曹叡曾有意壮大宗族、扶植武人集团。太和五年，他诏令诸王及宗室公侯各领嫡子一人朝聘，表明自己的态度。

而在顾命大臣一事上，最初的大臣名单也没有司马懿。曹叡任命燕王曹宇为首辅，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等辅助，行成一个宗室顾命集团。如果这份名单通过，皇权就会恶性膨胀，对儒门大族则是巨大的打击。

曹家最后的话事人曹爽

可是，曹叡却在临死前更改了名单，他将辅政大臣改成曹爽和司马懿，这一变动为“高平陵之变”埋下隐忧。

曹叡为什么要更改名单？有学者认为：这与中书监刘放、中书令孙资有关。他们与曹肇不睦，又和司马懿关系良好，是他们的进言影响了曹叡。

不过，以曹叡的“沉毅断识”，即便病重，他断难仅凭外人言行改变自己的意志，考虑到最终名单形成了表面上的宗亲与士族“平衡”，而非宗亲独大，曹叡的最后一变，极可能与世家大族的集体施压有关。

作为一国之君，曹叡不可能置世家大族意见于不顾，后者掌握权势和军队，一不缺兵马，二不缺舆论，三又在朝廷里网络纵深，哪怕为了魏国的政局稳定，曹叡也需要安抚士族。安排司马懿为辅政大臣，就是这一博弈的结果。

曹叡如果真的对司马懿完全信任，就不会久久让司马懿远离中央，以战事或整顿吏治的名义钳制他的势力。

天下三分，曹叡需要安抚司马懿与世家大族的联盟，也需要借助司马家抵御蜀吴的军事压力，却又不希望司马家威胁皇权，他小心翼翼拿捏着这“尴尬的分寸”，最后还是妥协了。

终曹叡一朝，魏国皇权强大，整个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曹叡的个人意志。如果综合考虑曹叡的种种行为，便会发现他的内心隐藏有效法“秦皇汉武”的愿望。无论是行事风格还是政治理念，曹叡都与“秦皇汉武”保持高度的契合。

只不过，历史的时势与寿命的修短使曹叡短暂享受了一人独治，却还是倒在了通往“秦皇汉武”的路上，敌不过历史的滚滚洪流。

有人说，如果再给曹叡多一些时间，按照他的规划，曹魏的皇权将真正达到顶峰，而司马懿也只能匍匐在皇帝脚下嗫嗫嚅嚅。怎奈曹叡正值盛年就放荡至死，仓促的“托孤决策”给了士族政治复兴的机会，新君暗弱，辅政的宗亲曹爽又志大才疏、狂妄无能，一场高平陵事变，司马懿终成“执刀者”。

高平陵事变后，司马懿以经典儒学取代了庶族名法派的政治路线，满足了儒家大族的实际利益。可在实际策略上，他背信弃义、屠杀宗亲、独揽朝政、架空皇帝，一边宣传自己的美名，一边为子孙后代窃国大事铺路。

这位儒家大族的盟友，却做出一系列儒家精神所不齿的事，而他的子孙创立的王朝，由于不得人心、自相残杀，支撑数十载，便以近乎荒唐的形式草草收场，最终只好偏安一偶。

仁义礼让的神话，转眼成为黄河两岸的修罗场，在血雨腥风中胜出的野心家，却也难逃转瞬倾颓的命运。可以说，历史辜负了寒门武夫，也给儒家大族开了一个血淋淋的玩笑。留下的，只是一江春水里的累累白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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