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羽杀宋义,是因为宋义坐视赵国危局、贻误战机,更因私废公寒了将士之心。此举不仅顺应军心,更扭转了反秦战局,可谓一剑出而天下动。

宋义其人,并非庸碌之辈。《史记·项羽本纪》写他“尝为楚令尹”,楚怀王看重他“知兵”,才命他做“卿子冠军”,统帅北上救赵之师,目的之一,正是用以制衡势力日盛的项羽。可这位被寄予厚望的主帅,却在历史紧要关头显出了原形。
当时秦将章邯已破赵军,围困巨鹿(原文作“邯郸”应为笔误,巨鹿之围见《史记·项羽本纪》),形势危急。然而宋义率军至安阳,竟滞留四十六日不进。项羽劝其速渡黄河,“楚击其外,赵应其内,破秦军必矣”,宋义却以“先斗秦赵”为由拒绝,主张“秦攻赵,战胜则兵疲,我承其敝”。这话看似有理,实则坐视友军危殆,欲享渔翁之利,已失同盟道义。
更不堪的是,他不但不救赵,反“遣其子宋襄相齐”,亲自率部东送至无盐,“饮酒高会”。当时天寒大雨,士卒冻饥,他却全然不顾。明代张溥有言:“军中岂容私宴,将士岂可轻寒?”宋义之失,已不仅是战术失误,更是人格之弊。
项羽一向重情性急,见宋义如此,终于忍无可忍。他晨朝宋义时即斩其头,出帐号令军中:“宋义与齐谋反楚,楚王阴令羽诛之!”——此言虽为起事借口,却迅速获得将士拥护。“诸将皆慑服,莫敢枝梧,乃相与共立羽为假上将军”。此后巨鹿大战,楚军“无不一以当十”,大破秦军,实与项羽杀宋义、一举夺权振奋士气直接相关。
然杀宋义虽赢得一时人心,项羽在政治上的局限性却逐渐暴露。尤其是后来秦将章邯率二十万人降后,项羽竟“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于新安城南”。司马迁在《史记》中明言此举是虑及“秦吏卒尚众,其心不服”,恐生变乱。然而杀降不祥,古有明训,项羽之行虽稳住了短期局势,却大失关中民心,为他日后败亡埋下伏笔。杜牧《题乌江亭》叹道:“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项羽缺的正是这种胸襟与远略。
回过头看,项羽杀宋义既出于公心——救赵抗秦,亦掺杂私念——重夺兵权,反击怀王。怀王心本为项氏所立,欲制衡项羽而重用宋义,项羽岂能甘心?杀宋义既是战术反击,也是权力之争。而杀降之举,则暴露了他能用武而不能用恩,能取威而不能服心的致命弱点。明代王世贞评项羽“才气过人,终失于无谋”,实为中肯。他快意恩仇,却忘了“得人心者得天下”这一根本道理,最终只能走向垓下的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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