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虽在洪武十三年废丞相,但明初确有四位宰相,他们是乱世中助其打江山的功臣,也是皇权与相权博弈的牺牲品。

要说这明初的“四相”,还得从朱元璋打天下时说起。彼时草莽起兵,最缺的不仅是能征善战的武将,更有帮着料理后方、出谋划策的文臣。“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这四位宰相,前半生干的正是这“了却天下事”的差事。
头一位,是李善长,安徽定远人。朱元璋打下滁州时,李善长便来投奔,二人“一见如故”,朱元璋留他掌管文书,后来攻城略地,他负责筹集粮饷、安抚百姓。朱元璋每占一地,李善长就写文书布告,定军纪约束士兵,使得“义军所过,秋毫无犯”。更难得的是,他还能帮朱元璋观察人才、调和内部分歧,后来又制定榷茶、榷盐、调整税收等政策,稳住了经济命脉。建国后,修法律、定官制、理礼仪、修《元史》,大小事务几乎都由李善长操持。朱元璋曾言:“善长虽无赫赫战功,然运筹帷幄,吾之萧何也!”——这话可比作汉高祖对萧何的评价,足见信任之深。可惜后来李善长居功自傲,又因儿子卷入胡惟庸案,终被朱元璋赐死,落得个“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场。
第二位是徐达,安徽凤阳人,朱元璋的同乡。早年间,徐达与李善长同为丞相,一左一右;后来改以左为尊,李善长成了左相,徐达成了右相。但徐达的“丞相”名分,几乎只是个虚衔——他常年统兵在外,北伐元朝、平定江南,战场上刀光剑影,哪有时间管朝中政务?朱元璋对他,更多的是倚仗其军事才能,而非让他分理政事。徐达终年征战,劳苦功高,却因不涉相权之争,反而得以善终,这是后话。
第三位是汪广洋,江苏高邮人。洪武四年,李善长卸任右丞相,朱元璋便让汪广洋接了这位置。可汪广洋这人,能力平平,尤其在和胡惟庸同朝为相时,整日“沉溺于酒,随波逐流”,政务上毫无建树。后来朱元璋问他刘基是不是被胡惟庸毒死的,他竟说“没有”,这下触了朱元璋的霉头——朱元璋最恨大臣欺瞒,加上汪广洋“结交朋党”的罪名,被赐死。不过汪广洋虽无政绩,却通晓经文,擅长写诗,《凤池吟稿》至今流传,也算留了点文墨在人间。
第四位,也是最“有名”的一位,是胡惟庸,安徽定远人。洪武六年,他接替汪广洋任右丞相,后来独掌相权数年。一开始,朱元璋很欣赏他的才干,他也确实卖力过;可时间一长,他便开始“迎逢圣意,气焰日盛”。朝廷内外奏章,都得先经他手;想升官的人,纷纷向他贿赂。更传他毒死了刘基——朱元璋派他去探视病重的刘基,他竟在御赐药中下毒,刘基吃后便没了。此后胡惟庸越发肆无忌惮,和李善长结为儿女亲家,还借着“祖坟夜夜发光”“宅中突生石笋”这种“祥瑞”,私下和北元、倭国勾结,谋逆造反。最终事情败露,朱元璋将他“夷三族”,牵连者数万人,这就是震动朝野的“胡惟庸案”。
说到这里,就该问一句:朱元璋不是废了丞相吗?怎么明初还有这四位?
要知道,权力这东西,从来都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历代皇帝,最怕的莫过于“权臣架空皇权”。春秋战国时,丞相本是帮国君理事的;可后来皇权渐重,相权也跟着膨胀,汉武帝时设“内朝”分相权,唐宋设“三省六部”制衡相权,本质上都是皇权对相权的提防。朱元璋尤甚——他出身贫苦,见过元朝末年“宰相专权,皇位不稳”的乱象:元朝宰相脱脱、阿鲁台等人,动辄左右皇帝废立,导致内乱不断。朱元璋打江山时,靠李善长、胡惟庸等人理事;可坐稳江山后,他越发觉得:“这丞相权势太大,迟早出事!”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爆发,朱元璋终于找到借口——他干脆宣布“永远废除丞相制度”,让六部直接对自己负责,皇帝集权达到顶峰。可这“四相”的存在,恰恰说明:在朱元璋真正废相前,丞相制度仍是明朝政治的“标配”;而这四位宰相的结局,也印证了:“权力是一把双刃剑,能助你打天下,也能因你失天下”。李善长居功自傲,汪广洋尸位素餐,胡惟庸谋逆犯上,徐达因不涉权争得以善终——朱元璋的猜忌固然可怕,但他们自己,何尝不是被权力迷了眼?
所以,朱元璋废相,看似是对“四相”的清算,实则是皇权对相权的终极胜利。只是这胜利的背后,多少功臣成了牺牲品?正如那句话说的:“打天下时,你是兄弟;坐天下后,你就是隐患。”这,或许就是封建王朝最残酷的权力逻辑。
本文地址:http://www.dadaojiayuan.com/lishitanjiu/80863.html.
声明: 我们致力于保护作者版权,注重分享,被刊用文章因无法核实真实出处,未能及时与作者取得联系,或有版权异议的,请联系管理员,我们会立即处理,本站部分文字与图片资源来自于网络,转载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立即通知我们(管理员邮箱:douchuanxin@foxmail.com),情况属实,我们会第一时间予以删除,并同时向您表示歉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