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可古代士人的命运,有时比这更难——跟错主子,满腹经纶也可能湮没无闻。但金子总会发光,若能守住本心,时机一到,自会遇到识得的伯乐。三国时的郤正,便是这样一粒在乱世中磨出光泽的金子。

《三国志》寥寥数语,勾勒出他轮廓:“三国蜀河南偃师人,本名纂,字令先。弱冠能文,入为秘书吏,转为令史,迁郎、令。淡于荣利,耽意文章。”他的人生起点带着几分坎坷:父亲郤揖早先随刘备,后降曹操,母亲又改嫁他人,让他从小便“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可这孤儿逆境,反倒让他沉下心来——“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刘向《说苑》),弱冠之年便能文采斐然,被蜀汉朝廷征为秘书吏,一路升迁至秘书令。
宫中三十余年,他与刘禅宠信的宦官黄皓同朝为官,却不因黄皓得势而攀附,也不因其失势而疏远,始终“淡于荣利,耽意文章”。他效仿司马相如、扬雄等汉赋大家,揣摩其笔法,却不泥古,自成风骨,写下不少名篇,堪称蜀汉末年的“文坛孤峰”。在“乐不思蜀”的刘禅和弄权误国的黄皓之间,他像一株安静的兰草,独自散发着幽香。
蜀汉景耀六年(公元263年),魏将钟会、邓艾大军压境,“扶不起的阿斗”刘禅不思抵抗,开门投降。这个立国四十三年的政权,就此灰飞烟灭。次年春,刘禅被迁往洛阳,前途未卜。蜀汉旧臣们多不愿随行,就连曾得宠的黄皓也悄悄躲了起来。此刻,愿抛妻弃子、护送旧主的,只有郤正与殿中督张通。
这份“颠沛守义”,在乱世中尤为可贵——“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战国策》)。他守的,是君臣之义,也是本心。刘禅的投降书,本是郤正代笔,文采斐然早让司马昭刮目相看;如今见他护主忠心,更觉此人“有守有才”。司马昭曾叹:“郤正昔在成都,颠沛守义,不违忠节”,这份赏识,为郤正的仕途打开了新门。
晋武帝司马炎登基后,对郤正更为倚重,直言“及见受用,尽心干事,有治理之绩”,将其升为巴西太守。从蜀汉秘书令到晋朝封疆大吏,郤正用半生坚守,证明了一个道理:“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但真正的“择”,不是投机取巧,而是在任何境遇下都不失其志、不废其才——如此,方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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