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羽手下谋士不多,真正能称得上“谋士”的,陈平、范增二人而已。前者善权谋却难独任,后者具远见却为刚主所弃——两人的际遇,恰是项羽败局的注脚。

项羽作为西楚霸王,麾下并非无谋士,但能在历史上留下姓名、留下痕迹的,不过陈平、范增寥寥数人。陈平在楚营时间不长,便觉“项羽不足与谋”,转投刘邦;范增虽被尊为“亚父”,忠心耿耿,却终因项羽不听谏言,被陈平反间计逼走。这两人,一个“智有余”,一个“识深远”,却都未能改变楚霸王的命运,也未能改变楚汉的结局。
陈平是西汉开国功臣,他生平献“六策”,每策都直指刘邦天下的关键。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这六策:“六奇既用,诸侯宾从于汉”——这六条奇谋用上,各路诸侯便都归顺汉朝。这六策分别是:
一、离间项羽与范增,让项羽失去唯一能制衡刘邦的谋士;二、彭城之战献策,助败走的刘邦安全脱险,为荥阳重整赢得时间;三、力促刘邦封韩信为王,让韩信彻底效忠;四、联齐灭楚,终致项羽垓下之败;五、献计擒韩信,为刘邦剪除建国后最大隐患;六、白登之围向匈奴阏氏行贿,助刘邦逃出生天。
然而,陈平的谋略,终究是“术”而非“道”。刘邦晚年对吕后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陈平智有余,然难独任。”刘邦说,萧何之后曹参可为相,曹参之后王陵可用,但王陵过于忠厚,需陈平辅佐——陈平善权谋,却难独当一面,如同锋利的刀,需有人握着才能伤敌,若让他自己执掌全局,反倒容易伤己。刘邦看人极准,陈平的能力,终究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与张良的“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萧何的“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相比,终究差了格局;与周勃、曹参的沉稳厚重相比,又多了几分机巧,却少了定力。
范增则以七十岁高龄辅佐项羽,被尊为“亚父”,堪称项羽麾下第一谋臣。他的远见,早在刘邦入关时就已显现。刘邦入主咸阳,与民约法三章,财物不取,妇女不近,范增当即警觉:“沛公居山东时,贪财好色。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所谓“望气”,或为附会,但范增洞察刘邦之志,却是明察秋毫。只可惜,项伯被刘邦收买,劝项羽“善遇刘邦”,项羽竟听信了,放过了这个心腹大患。
鸿门宴上,范增再献“击沛公”之策,项羽却因“不忍”而犹豫,项伯又从中周旋,刘邦再次逃过一劫。从此,项羽再无机会除掉刘邦。范增的无奈,尽在其中。刘邦后来总结胜利原因时说:“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三国时的蒋济也感叹:“项羽若听范增之策,则平步取天下也。”范增的水平,在当时秦末谋士中,绝对是顶尖的,与张良、萧何可堪匹敌。可惜,他遇上了刚愎自用的项羽,再好的谋略,不被采纳,也只能付诸东流。最终,范增被陈平反间计逼走,愤而归乡,途中背疽发作而死,项羽也落得个兵败垓下、自刎乌江的结局。
项羽的失败,根源在于他太相信自己的“力”,太轻视别人的“谋”。他的崛起,全凭“羽之神勇,千古无二”——巨鹿之战,他亲率数万楚军,破釜沉舟,大破秦军四十万主力;彭城之战,他仅靠三万骑兵,长途奔袭,击溃刘邦五十六万联军。一生几乎未尝败绩的项羽,因此养成了“迷之自信”:在他眼里,武力就是一切,谁不服,打服就好了。
“力拔山兮气盖世”,项羽的勇武,确实震撼人心,但“时不利兮骓不逝”,他终究败给了“时”,败给了“谋”。他看不起谋士的“弯弯绕绕”,却不知真正的天下,从来不是只靠拳头就能打下来的。陈平的权谋、范增的远见,在他眼中,或许都比不上自己一声怒吼、一次冲锋。可垓下之围,四面楚歌,再勇武的项羽,也只能在“虞兮虞兮奈若何”的悲歌中,拔剑自刎。
历史从不会偏爱只凭蛮力的人。项羽手下谋士不多,水平或有高低,但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谋士的数量,而在于他有没有“用”谋士的心。有范增而不能用,有陈平而不能留,这才是西楚霸王最大的败笔,也是留给后世最深刻的警示:“孤家寡人”式的刚愎,永远敌不过“集思广益”的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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