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士安(938-1005),北宋著名政治家,澶渊之盟关键推手,以"知人善任"著称,其识寇准之明与定国策之断,堪称宋室砥柱。

宋真宗景德年间,汴京皇宫内檐角风铃骤响。年逾花甲的毕士安手持玉笏,立于丹墀之上,朗声奏道:"寇准忠义两全,善断大事,臣敢以性命保之!"此言一出,满朝文武皆惊。这位三度入翰林的老臣,竟以四朝元老之尊,为刚直不阿的寇准作孤注一掷。
《论语》有言"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毕士安深谙此道。淳化二年(991年),当他在玉堂校勘《三国志》时,面对"当删鄙恶"的争议,曾慨然道:"恶以戒世,善以劝后,善恶之事,春秋皆备。"这番论断,恰似其荐贤之心——不掩瑕玷,唯求真义。
寇准拜相后,果如毕士安所言。当小人申宗古构陷时,毕氏以宰执之身亲自查办,斩诬告者于市曹。此举不仅保全了北宋中流砥柱,更印证了《左传》"举不失德,赏不失劳"的治国之道。
景德元年(1004年)秋,北国寒云压境。萧挞凛率二十万辽军南下,汴京震动。朝堂之上,参知政事王钦若暗言迁都金陵,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私议避祸成都。危急存亡之际,毕士安与寇准联袂而起,其声如金石相击:
"陛下神武,将士效命,北何畏哉!若车驾渡河,士气百倍,此太宗破辽故事也!"
这段对话,恰似杜甫笔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警世之言,将帝王安危与社稷存亡紧紧相系。宋真宗最终亲征澶渊,御驾亲临北城楼时,三十万宋军山呼"万岁",声震百里。正如王安石《明妃曲》所言"人生失意无南北",毕士安以老病之躯,硬是将历史推向了《春秋》所倡的"守土抗敌"正道。
这场政治豪赌的结局众人皆知:澶渊城下,辽军统帅萧挞凛中伏弩身亡;澶渊之盟,宋辽百年无大战。毕士安却未能看到第二年春天的汴河杨柳,在盟约签订五日后溘然长逝。真宗废朝五日,亲临吊唁时,见其"家无珍藏,惟书盈屋",不禁叹道:"士安真宰相器也!"
毕氏藏书之富,可与宋绶、毕良史等藏书大家比肩。晚年目疾难愈,仍"日诵《春秋》不辍"。当他主持校勘《三国志》时,拒绝删改"鄙恶之事",这种"以史为鉴"的史观,暗合司马光《资治通鉴》之旨。其书斋中悬有自题联:
"藏书万卷可教子,遗金满籝常作灾"
这副对联,恰似其人生注脚——当寇准在澶渊城头挽弓如月时,谁能说那些深夜校书的灯火,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定国神针?
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真宗亲制《五岳真君碑》,追念旧臣时忽而停笔,对左右道:"士安在,必能为朕作此碑。"此刻距澶渊之盟已六年,毕士安墓前的松柏已高过宫墙。这位被朱熹《宋名臣言行录》誉为"有宰相之量"的老臣,终究化作《宋史》中四百余字的列传,却在字里行间留下了永恒的清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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