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雉掌权期间推行“与民休息”政策,重农抑商、和亲匈奴,开创女性临朝称制先河,后世评价褒贬不一。

吕雉早年嫁予泗水亭长刘邦,助其平定天下后,于汉初独揽大权。她延续“与民休息”国策,采取“无为而治”的治理方式,鼓励百姓务农。公元前191年,她下诏令郡国“举民孝悌、力田者复其身”,免除徭役以激励生产,又“减田租,复十五税一”,减轻农民负担(《史记·惠帝纪》载:“高后二年,令民得卖买奴婢,弛山泽之禁。”)。此外,她废除严苛法令,如“除三族罪、妖言令”,制定“戍卒岁更”制度,恢复社会秩序。
吕后延续刘邦“重农抑商”政策,但适度放宽经商限制。惠帝六年(前189年),朝廷“起长安西市”,使长安成为汉朝经济中心;高后二年(前186年)及六年(前182年),分别推行“行八铢钱”“行五分钱”,通过货币调控稳定物价(《汉书·食货志》载:“高后时,民以饥饿,卖子者众,贾人多取之。”)。尽管初期抑商政策曾引发矛盾,但后期调整政策,释放市场活力,为汉朝经济复苏奠定基础。
面对匈奴威胁,吕后坚持刘邦的和亲政策。孝惠四年(前192年),冒顿单于遣使挑衅,吕后怒斥“孤偾之君”,欲发兵讨伐。然中郎将季布劝谏称:“今歌唫之声未绝,伤痍者甫起”,提醒汉朝军力尚未恢复(《史记·匈奴列传》载:“高后时,冒顿单于妻阏氏死,遣使遗书吕太后曰……”)。最终吕后采纳建议,以财物奉承匈奴,避免战祸,展现政治智慧。
吕后死后,史家评价两极分化。司马迁称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赞其休养生息;班固则叹“遭吕太后亏损至德”,批评其诛杀功臣。汉武帝讥讽“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而刘勰指出“牝鸡无晨,武王首誓”,强调女性执政违背传统礼制(《资治通鉴》载:“吕氏之乱,非天命也,乃人谋之失也。”)。正如古语所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吕后的权术虽保汉室安定,却埋下外戚专权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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