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居注”是什么为何皇帝都不能起居注

起居注乃是记录帝王言行的史书，其核心在于“不使帝王观之”，以确保史笔如铁，真实无欺。

说起唐太宗李世民，后世评价往往是两极分化。有人赞其为千古一帝，文治武功，开创贞观之治；亦有人指其玄武门弑兄逼父，人伦有亏，更疑其篡改国史，粉饰太平。这功过是非，千百年来争讼不休。然而，有一部书，却为许多人视为信史，那便是温大雅所著的《大唐创业起居注》。此书所记，乃唐高祖李渊自太原起兵至受禅建唐之事，因其成书于高祖年间，作者又身在其侧，故而其中关于李世民的早期记述，被认为远比后世修订的正史来得客观。

这便引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起居注”究竟为何物？它何以有如此力量，能让九五之尊的皇帝也心生忌惮，甚至欲观之而不能？

帝王言行，笔笔在录

起居注，顾名思义，便是记录帝王日常起居与言行的档案。它不是皇帝的日记，而是由史官独立执笔，将皇帝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论公私，巨细靡遗，尽数录入。它仿佛是悬于龙椅旁的一面无形之镜，又像是安装在帝王身上的一个忠实“摄像头”，最终汇成一部文字版的实录。其起源，传说可追溯至汉武之时，至晋代始设专职官员，此后历朝多沿袭此制。只可惜，除清代外，历代起居注大都散佚，而《大唐创业起居注》便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最早一部。

这起居注的功用，首在记录。封建时代，天子口含天宪，其言行足以动摇国本。譬如万历年间那场著名的“争国本”风波，几乎搅动了整个晚明的政局。其源头，便藏在这起居注里。万历帝偶然临幸一宫女，使其诞下长子，然帝欲赖账，不认此子。关键时刻，李太后并未多言，只命人取出起居注，上面清清楚楚记着某年某月某日，皇帝于某地临幸某宫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万历帝纵有万般不愿，也只得承认。这等隐私，本为帝王所恶，但为保证皇家血统纯正，史官的笔，却不得不如此“不近人情”。

其次，起居注是未来编纂国史的第一手资料。史官修史，起居注是重要的素材库。皇帝与大臣的奏对，国家大政的决策过程，皆在其中。后世史官据此下笔，方能还原历史现场。更重要的是，它还负有监督之责。

这其中的道理，颇耐人寻味。史官的笔，重若千钧，其背后是一种超越皇权的规则与敬畏。恰如道家修行者讲求“举头三尺有神明”，这起居注便是悬在帝王心头的那道“神明”，时时提醒他，天下之大，尚有不可欺者。

唐太宗便曾问时任起居注官的褚遂良：“卿等所记，为朕观之？”褚遂良答：“不敢。”太宗追问：“朕有不善，卿亦记邪？”褚遂良正色道：

“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

皇帝的威严，在史官的职责面前，终究是碰了壁。

天子之怒，史官之笔

既然如此重要，为何偏偏“不使帝王观之”？这恰恰是起居注的灵魂所在。唐太宗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终究是放不下。他先是向大臣朱子奢探口风，被劝阻后，又多次向褚遂良索要起居注，皆被严词拒绝。最后一次，他甚至搬出了冠冕堂皇的理由：

“朕欲观此，盖欲鉴前代之得失，以为自省耳。”

话虽好听，但谁都知道，这位从玄武门血腥之路走来的皇帝，真正担心的，是史书如何记录他的“不忍言之”。

史官们坚守的，是一条古老的底线。

古人云：“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为何而惧？惧其无所隐讳，惧其青史留恶名。起居注之于皇帝，亦是同理。若皇帝可以随意翻阅、修改，那史官记录时，难免会揣摩上意，隐恶扬善，如此一来，起居注便与帝王自撰的功德簿无异，再无半分真实可言。

史之可贵，在于其真；史之可畏，亦在于其真。一旦帝王之手可以染指，那史书便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后人又何从得知历史的本来面目？

因此，皇帝不能看起居注，并非简单的规定，而是一种制度性的制衡，是史官用生命与尊严守护的最后一点真实。唐太宗最终未能如愿，这既是褚遂良等人的刚直，也是历史本身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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