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嘉庆时期苗民叛乱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

乾隆嘉庆时期苗民叛乱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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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六十年(1795)至嘉庆元年(1796)发生的乾嘉苗民起义(清代官方文献称之为“湖贵苗变”)是清中期的军事历史事件，不仅有很多历史资料的记载，而且随之产生了一批文学作品。在这次起义中，石柳邓、石三保、吴八月、吴天半等苗民领导者密切配合，在湖广、贵州交界的崇山峻岭间与清廷作战。先后占领了乾州等城镇，与清兵血战两年余。

乾隆、嘉庆两任皇帝先后派出福康安、和琳“二大帅以七省官兵挞伐二载，而未底定”。福康安、和琳先后病殁前线，镇筸总兵明安图、贵州提督花连布等大小将佐二百余人丧身苗疆战场。“乾嘉苗民起义”虽然最终失败了，却触动了清王朝在湘黔两省的统治秩序，促使朝廷重新调整了对待苗民的相关政策。

1985年由湖南省历史学会等单位联合发起纪念乾嘉苗民起义190周年纪念会暨学术讨论会，参会代表提出：第一，这是一场有汉族人民参加的反抗清王朝封建统治的阶级斗争。第二，具有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双重性质。第三，是一次反抗清王朝封建统治阶级的民族歧视、压迫和剥削，争取民族平等、自由和发展的武装斗争。

一、乾嘉苗民起义的历史背景

清初的“改土归流”，对于苗区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康熙四十二年(1703)清政府以礼部侍郎席尔达和湖南巡抚赵申乔、提督俞益漠等统大军进攻湘西镇草地区苗族，半月之内，屠杀苗民数千人，以其地设乾州、凤凰两厅，不久，又废除凤凰厅五寨长官司。

雍正五年(1727)，永顺宣慰司被迫纳土，改永顺司为永顺府，设永顺、龙山二县。雍正六年(1728),废桑植、保靖二土司，设桑植、保靖两县，归永顺府管辖。雍正七年(1729)，清廷用兵威逼湘西上六里苗族“编户输租”，设永绥厅(今花桓县)。雍正八年(1730)，清廷又派兵进攻铜仁府“坡东、坡西”苗族，设松桃厅。雍正十三年(1735)，川东酉阳土司献土，设酉阳直隶州，接着邑梅、石耶、地坝、平茶四长官也被迫献土，设秀山县，属酉阳直隶州辖。

以上从1703年到1735年，大约三十年多一点的时间，在有土司管辖的苗区均已改土归流”,在无土司的苗区也已设官建制。从此，湘西一带苗区就完全纳入清王朝统一的政权直接管辖之下，这一变化不能不对苗区政治经济文化带来重大影响。

“改土归流”对于原来土司辖区，废除土司的封建领主所有制，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和出租，有些地区还允许农民自由占田。龙山县农民自由占田达二百九十多顷(每顷合一百亩).对于原来地主的田地，由官府发给执照，确定“有产之家，永为世业”。“改土归流”废除了这些地区的封建领主所有制，促进了封建地主制的发展。

至于原来没有土司直接管辖，或虽设过土司，而土司势力实际没有深入的苗族聚居区。如永绥、乾城、凤凰，松桃的坡东坡西等地，在设厅县以前，是以什么所有制为主，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根据当时封建王朝的规定：永顺土司“担承镇苗，保靖担承草苗”。但是，土司实力并未深入苗区，连封建统治者也认为“毫无实效”。所以，还不能说是封建领主制占居了统治地位。清王朝在这些地区实行所谓“改土归流”时就采取了有别于土司统治区的特殊措施，即用武力镇压或威胁而设厅县。

湘西苗区设官后，另一重大变化，就是流官客民大量拥入苗区，打破了苗疆的封闭状态。满汉官吏和地主奸商用放账的方式残酷剥削苗民。一般说来，官兵大放其“营账”，客民大放其“客账”。结果，“苗人穷苦居多，其田土大率为民家所盘剥”。据不完全统计，仅永绥、凤凰、乾州三厅，从康熙到乾隆的百余年中，满汉地主官吏侵占苗民的田地就达四万多亩，除了苗疆边沿地区以外，在苗疆的中心区全部是设立厅县之后才被兼并的。

永绥城外的土地，原来均为苗民所有，设厅后六十余年，“尽占为民地”。结果造成“客民之侵占日见其多，苗疆田地日见其少”和“苗众转致失业，贫困无度者日多”的现象。这就是说，“改土归流”之后，满汉封建地主和官吏成了深入苗区的直接统治者和剥削者。这种发展趋势是导致产生乾嘉起义的直接原因。无怪乎一部分无力与满汉地主官吏竞争的苗族百户寨长也在“逐客民，复苗地”的口号下参与起义斗争了。

“改土归流”和苗区设厅县之后，在经济文化上是起了很大变化的。首先是客民大量流入苗区：永绥从雍正十一年(1733)至乾隆十六年(1751)的不到二十年的时间，新增客民一千九百一十四户。其他苗区也新增了很多客民，客民大量流入苗区，不仅增加了大量劳动力，改变了地广人稀的状况，而且使劳动者的素质逐步发生变化，特别是客民带来的先进工具和生产技术，对于促进苗区生产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据记载：永保苗区原只知种杂粮，稻米主要仰给外市，山中水田也很少种稻，偶尔种点，也耕作粗放，不太讲究耕褥，收成极差。客民大量进入后，不仅水稻种植面积增加，而且耕耘技术也不断改进，故收获大增，产量赢内地一倍。

古丈苗区稻谷产量也有很大提高，好田亩产毛谷已达四石，与附近汉区差别不大。水利设施也有很大改进，有条件的苗区已广泛使用水筒车、手摇式“娱蛤车”灌溉田地。永顺、龙山地区还使用了“冲筒”、“水礁”、“水磨”、“水碾”。开垦的熟田地也大量增加：永顺、龙山、桑植。保靖已有熟田一千零一十七顷;古丈的田土，己有十分之三是水田，十分之四是熟地。

手工业和商业也有发展。据记载：“苗民入市与民交易，驱牛马，负土物与杂粮、布绢诸类以趋市场，易盐，易蚕种，易器具，以通有无。”

综上所述，湘西一带苗区在乾嘉起义前正处于“改土归流”和设立厅县之后，经济文化教育正在开始发展，阶级关系也正在发生变化。但由于满汉官吏地主深入苗区、大量掠夺苗民田地，又使广大苗民与满汉官吏地主的矛盾日益尖锐，这就是乾嘉起义爆发前苗区的基本情况。

二、满人官场文化对战争带来了哪些负面影响?

所谓官场文化，就是调节官员群体相互间、以及官员群体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成文规则体系与潜在规则体系的总和。其中的潜在规则体系大多数时候是在行政中为维护利益平衡，由各种政治派别在政治运作中逐步创制出来，是通过集体无意识形成的。一个军队的战斗力，除了与军队所拥有的官兵人数、素质、武器等有关，还与他们背后的官场文化有着紧密关系。

满人入主北京之后，经过一百多年的经营，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一个快速反应的军事指挥与反应体系。这是从前的历代政府所望尘莫及的浩大工程。清朝的“六百里加紧”奏报驿递体系，已经覆盖全国绝大部分地区。从而保证了中央王朝对全国各地的快速指挥与决策。

以湘黔边苗疆来说，这里历来号称边远，明朝虽然在此建立了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但是驿递还是相对落后。清朝却在此建立了快速通信系统。从苗疆发往北京的战报，四千多里路程，启用“六百里”加紧快递，只要七天即可到达。湖南巡抚姜晟，于乾隆六十年二月初六日，从沅陵县拜发的六百里加紧奏折，二月十三日就到了在北京皇宫的皇帝手上。

这在当时，差不多是最快的速度了。战争爆发时，位居北京的皇帝可以利用这条高速通信系统直接指挥前线军事。我们将这条通信系统称之为“快速作战反应系统”。清朝皇帝对这个系统厚爱有加，也非常自信，也就频繁使用。但在苗疆战争中，乾隆皇帝与军机处的大臣阿桂与和珅等人，对布置在苗疆的十数万大军频频发号施令。

没有军机处的上谕，前线的将军常常不敢轻举妄动。否则，一不小心犯了错误，就会招来杀身之祸。这在某种程度上，压制了前线军官的积极主动性。战场上瞬息万变，前线指挥员却没有最终指挥权。一旦投入战斗，无论这个系统反应多么灵敏迅速，都是赶不上战场上的变化形势的。过分强调最高决策机构的指挥权，影响了战斗在第一线官兵的主动性。身处前线的将军们，常常为等皇帝的新指示而贻误了大量战机。

必须指出的是，对快速作战反应系统的自信，只是从技术上来说。从战争指挥权来说，这也反映了满人官场文化中，已经将皇帝在行政上的至上正确性转移到军事上，即认为皇帝及其智囊团具有绝对正确性。这样的领导体制，对于战争是否完全适合?从苗疆战争实践来看，这是比较失败的。

比如，到底是采用“剿”还是采用“抚”，最高指挥者是摇摆不定的。就乾隆及其智囊给福康安下达的指示来说，就发生过多次反复。前线将军们也就常常摇摆不定，不知如何措置。这就是清朝在指挥系统设计上的缺陷。整个战争的统一指挥权集中到北京皇宫的军机处，战场上不同省的军队之间只有一种柔性的“节制”权，北京鞭长莫及，来回半个多月的信件指挥，错过了无数战机。

三、苗民战争中的文学色彩

“乾嘉苗民起义”中，最让乾隆皇帝痛惜的是两大重臣兼宠臣福康安与和琳的去世。他们是身赴苗疆前线的总督，也是统兵大帅，却先后在苗疆病卒。这一点，满洲贵族的笔记小说、苗族民间故事，乃至汉民族文人的小说都有直接或间接的描绘。

按照清廷官方史料记载，福康安的死因是：“为苗疆水土恶劣，福康安于积劳之后，猝患时症，调理不愈”而“溘逝”的。而和琳之死在《钦定平苗纪略》中也有详细记载，他由风寒转成痢疾，仅十余天便病死了。

乾隆皇帝为悼念自己的爱将，作了《闻贝子大学士福康安在军营病故诗志悼惜》，诗曰：“到处称名将，功成勇有谋。近期黄阁返，惊报大星流。自叹贤臣失，难禁悲泪收。深恩纵加赠，忠笃哪能酬?”表达了对福康安功勋的肯定与痛惜之情。而福康安也有对自我的肯定，他曾而福康安也有对自我的肯定，他曾在铜仁重修了东山寺，后来他在奏疏中写道：“余亦仰赖神庥……从此苗境肃清，封疆绥靖。俾此方之民，成得安其土，乐其业，永享太平之福。”福康安自认为是为朝廷效力的功臣，安抚了一方，但却没有获得苗民的认可。

在苗族民间故事《吴王显圣》中，将福康安的死描述为死于吴八月的阴魂显圣：“(八月)把关刀一摇，千把万把刀子，劈得清兵三股死了两股，吴王一望，还活着一股，于是又吐了一口气，化作一阵暴风，把狗官兵刮下千丈悬岩，粉身碎骨。恶贯满盈的福总督抛尸燕子岩，打后，清官吏改为贝子岩，我们呢?叫死猪岩。”

而和琳的死，竟然与在乾州厅和石而和琳的死，竟然与在乾州厅和石柳邓等起义将领谈判时受到粘粘法惊吓有关，苗族故事中二人皆死于非命，与官方的记载完全不同。二人之死的传闻对征苗队伍的总体战略、军心和士气都产生一定的影响。

福康安与和琳之死也被汉民族文人屠绅委婉写入了征苗小说。“乾嘉苗民起义”之时，屠绅恰好历官滇黔，他创作了文言小说《蟫史》，这部小说的主人公甘鼎的原型便是总理苗疆边务道员傅鼐，金大都督可能影指福康安。

在《蟫史》卷九中，青苗大帅鲜椰在《蟫史》卷九中，青苗大帅鲜椰子用法术变化出癞牛病马，一牛咬金大都督的脚趾，斩断牛头，牙齿都不脱落，金大都督被送回大营就死了。在这段叙事中，金大都督之死的设置是为了引出“佩金刀”等相关情节，增添以报仇雪恨为目的的斗法内容，也预示了官兵必然战胜苗兵的结局。

在现实的“乾嘉苗民起义”中，金大都督的原型福康安确实于嘉庆元年(1796)五月病死于前线，我们只能推测屠绅彼时恰在云南为官，可能听到过关于福康安之死的传闻，将之融进了小说情节之中。

《蟫史》卷十一也花了大量篇幅描写新到任的“债侯”斛斯贵，这个人物可能有和琳的影子。斛斯贵中了苗人之蛊：“虽贵者多福泽，不患其不病而至死矣”。后来斛斯贵“头风方剧，肺病转深”，与《钦定平苗纪略》中所记和琳的死因非常相似。只是从最终结局看，小说叙述者让甘鼎在神人秘授的卷图中找到治疗方法，又安排天女木兰与瘴神作战，挽救了斛斯贵的性命。

满、汉、苗民族文学作品对“将帅之死”呈现出不同的描述，这种现象既反映出各民族对于战事的愿景与理想的不同，也映带出苗疆独特战争环境的苦恶、军旅同僚倾轧的严重、战争双方死伤的惨重，显示了满汉文人对清廷的维护，苗民对“征服者”的反抗意识，同时这些作品中的“将帅之死”也包含着对历史真实的重新演绎与阐释。而屠绅的《蟫史》则更能够体现出相对客观的叙事态度，可见文学作品在反映“平苗逆”的态度上已发生改变，趋向了重新认知、协调与融合的倾向。

结语：

在这纵横100公里，面积不足1万平方公里的武陵山腹地，展开了一场长达2年的战争较量。一方是朝廷训练有素的20万大军，另一方则是由农民临时组织起来的“乌合之众”———苗民义军，男女老少加起来也不过9万人。

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在朝廷及各级官员看来，几乎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彻底平息“暴乱”，但事与愿违，战争没有朝着外界预期的方向发展，战争延续两年多才结束。虽然清王朝完成了镇压叛乱的目的，但乾嘉时期的苗民起义无疑给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带来了深刻的打击。

继承乾隆的下一代是谁？

继承乾隆的下一代是嘉庆皇帝，也就是乾隆的第十五子：爱新觉罗·颙琰。

爱新觉罗·颙琰（1760年11月13日—1820年9月2日），原名永琰，清朝第七位皇帝，乾隆帝的第十五子，生母孝仪纯皇后魏佳氏。在位25年（1796-1820年在位），年号“嘉庆”。

嘉庆皇帝简介：

基本资料：

嘉庆帝(1796-1820年在位)爱新觉罗·颙琰，清高宗弘历的第十五子，生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初名永琰，母孝仪纯皇后魏佳氏。乾隆五十四年(1789)被封为嘉亲王，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乾隆帝宣布第二年正月初一禅位，颙琰于是于次年登基，改元为嘉庆，在位25年。卒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终年61岁。庙号仁宗，谥号“受天兴运敷化绥猷崇文经武光裕孝恭勤俭端敏英哲睿皇帝”。葬于河北易县清西陵的昌陵。

生平事迹：

爱新觉罗·颙琰，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被密建为皇储。五十四年(1789年)被封为嘉亲王。六十年(1795年)九月，被正式宣布立为皇太子。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受乾隆帝禅位即帝位。其后，朝政仍被太上皇乾隆帝控制，颙琰暂时居住在毓庆宫。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乾隆帝死后，开始亲政。面对乾隆末年危机四伏的政局，嘉庆帝打出“咸与维新”的旗号，整饬内政，整肃纲纪。诛杀权臣和珅，罢黜、囚禁和坤亲信死党。诏求直言，广开言路，祛邪扶正，褒奖起复乾隆朝以言获罪的官员。诏罢贡献，黜奢崇俭。要求地方官员对民隐民情“纤悉无隐”，据实陈报，力戒欺隐、粉饰、怠惰之风。但其对内政的有限整顿，未能从根本上扭转清朝政局的颓败。

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农民起义如火如荼。颙琰即位后，倾尽全力，大举围剿镇压川、楚、陕农民大起义。更易统兵大员，严惩镇压不力的将吏。严密军事部署，实行剿抚兼施的两手政策，分化瓦解起义军。实行寨堡团练的坚壁清野政策，割断了起义军与人民的联系。嘉庆十年(1805年)，川、楚、陕农民起义被镇压，清统治力量也受到严重削弱。

嘉庆十五年(1810年)，镇压了爆发于东南海疆的蔡牵起义军。嘉庆十八年(1813年)，北方爆发天理教起义，部分天理教徒，在太监接应下冲进皇宫，“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颙琰下诏罪已，同时严令对冲进皇宫的起义军血腥屠戮，无一幸免，并捕杀在城外的头目林清等。天理教起义被镇压。

在对外交涉中，嘉庆帝力主严禁鸦片，对英国侵略者在沿海的骚扰活动保持了高度警惕性，对英国提出的帮助清朝镇压起义军，帮助澳门葡人抵御法国的居心叵测的要求，明智地严辞拒绝。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拒绝了英国提出的建立外交关系、开辟通商口岸、割让浙江沿海岛屿的要求。而闭关锁国的传统观念，也使其对外来事物采取盲目排斥态度。卒谥受天兴运敷化绥猷崇文经武孝恭勤俭端敏英哲睿皇帝。

乾隆皇帝简介：

基本资料：

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1711-1799年），清朝第六位皇帝，定都北京后第四位皇帝。年号乾隆，寓意“天道昌隆”。25岁登基，在位六十年，退位后当了三年太上皇，实际掌握最高权力长达六十三年零四个月，是中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年寿最高的皇帝。乾隆帝在位期间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巩固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六次下江南，文治武功兼修。

生平事迹：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雍正帝去世，内侍取出谕旨，宣布弘历即位。九月初三日，弘历即皇帝位于太和殿，以明年为乾隆元年。 九月二十七日，乾隆帝移居养心殿，免民欠丁赋及额赋。十月，宣布宽严相济的为治之道。乾隆初政，总的政策走向是以儒家理念为指导，用宽缓代替父皇雍正的严苛，对百姓实行仁政，对大臣官员宽容开明。乾隆帝即位之初，集中力量纠正前两朝特别是雍正朝的一些弊政，并在这一过程中施展了自己的政治才干。

乾隆帝即位后，为了调整皇室内部关系失调的局面，收揽人心，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他首先将雍正帝长期监禁的政敌允禵等释放出狱，恢复爵位。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原来十分尖锐的矛盾，为保持统治阶级各阶层人员的一致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调整皇室内部关系的同时，乾隆帝还对雍正朝年羹尧、隆科多两案的遗留问题进行了妥善处理。乾隆二年（1737年），他就释放了雍正末因贻误军机而判死罪的岳钟琪、傅尔丹，赐予允禟等公爵。十一月，谕令大学士鄂尔泰等仍办理军机事务。

乾隆帝又采取步骤纠正或放弃雍正帝推行的一些错误政策和措施。例如，由于崇信“祥瑞”，迷信炼丹长生之术。乾隆帝不信丹术，将宫中僧道驱逐出宫，下令严禁呈报“祥瑞”，“凡庆云、嘉谷一切祥瑞之事，皆不许陈奏”。针对耗羡归公和摊丁入地中的失误，乾隆帝也予以纠正。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乾隆帝规定，以后各地奏报垦荒田亩时，必详办查核，“不得丝毫假饰以滋闾阎之累”。乾隆帝以很大的勇气调整和纠正了雍正朝某些失误政策，当然他也继承和发展了雍正时所有积极意义的政策，这就使得乾隆朝的政治和经济在康熙、雍正两朝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对清朝的统治全盛局面出现，是一个良好开端。

乾隆六年（1741年）七月，乾隆帝首次举行木兰秋狝典礼。奉崇庆皇太后至避暑山庄，免除所经过地区额赋之十分之三，减行围所经过州县额赋，岁以为常。乾隆帝坚持行围木兰，并非为了狩猎取乐，其目的是为了遵循祖制，整饬风气日下的军队作风。乾隆帝在即位第六年恢复木兰秋狝，并非偶然，继平定贵州苗疆之乱，清朝与准噶尔部息兵议和，雍正帝留给乾隆的两项未竟之业都已经完成。更为重要的是，他虽即位伊始，着手调整政治经济政策，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并不盲目乐观。他曾多次就军队中贪图安逸、军备废驰的现象，申斥将领。因此乾隆六年的木兰秋狝有重要的开局意义。

乾隆帝“冀为成康”之治，除了通过木兰秋狝整顿军队之外，还通过解决经济上面临的最严重困扰，即粮价上涨、民食艰难问题。起初他以为造成粮价上涨的问题是浪费，特别是烧锅酿酒，因此颁布了“禁止烧锅令”，但以后变成了一纸空文。各地粮价飞涨、抢米风潮此起彼伏。为了解决粮食问题，乾隆帝一方面重视农业生产，另一方面，继续鼓励垦荒、组织移民，并根据全国人口迅速增长、土地相对不足的实际情况，提倡农民种植高产作物。他还仿效康熙帝的做法，普免全国钱粮，至于对各省因灾荒和其他原因而临时蠲免钱粮的就更多了。全国各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较大幅度的发展，耕地面积扩大，人口激增，国库充实，整个社会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乾隆十年（1745年）噶尔丹策零死后，准噶尔部内乱，达瓦齐夺得汗位。七月，弘历开始派兵进剿四川瞻对地区的叛乱。九月，收复上瞻对，进剿下瞻对。乾隆十三年（1748年）二月，乾隆帝东巡，驻曲阜，谒孔林，并赴泰安登泰山。三月，皇后富察氏逝世，追谥为“孝贤”。

乾隆帝即位之初，辅政大臣鄂尔泰和张廷玉在朝廷各有一帮势力。如果任其发展，对乾隆帝加强自己的君主专制统治将十分不利。乾隆十四年（1749年）十一月，张廷玉以原官致仕时，乾隆帝曾特颁谕旨，许其身后配享太庙，但很快因他未曾亲自谢恩而收回成命，还削去其伯爵爵位。乾隆二十年（1755年），他又制造了“坚磨生诗抄案”，将鄂尔泰的两个亲信胡中藻和鄂昌处死，借此机会将鄂尔泰的牌位也撤出贤良祠。与此同时，他还有丝毫不假手于人，而且在遴选新任官吏时，也注意选拔与上层官僚关系不深的出身寒微之士。经过一段时期的调整，形成了以君主为核心的一支官吏队伍，对全国臣民的控制大大加强了。

乾隆初年，大金川日益强盛，该土司头目莎罗奔兴兵攻打小金川，劫持了土司泽旺及其印信。不久，又出兵攻掠革布什札、明正两土司。为了惩治大金川对邻部的侵犯，乾隆十二年（1747年），乾隆帝调动三万大军，分两路进攻大金川。然而，由于当地山势险峻、气候恶劣等许多原因，直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夏秋，清军仍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乾隆帝势同骑虎，又增兵增饷，特派大学士傅恒前往该地指挥作战。傅恒至军后，采取了岳钟琪选锐深入的作战方略。乾隆十四年（1749年）二月，清军进逼莎罗奔老巢勒乌围，莎罗奔被迫乞降。

乾隆十五年（1750年）后，准噶尔部上层贵族发生了争夺汗位的内讧。为了摆脱战争灾难，萨喇尔、三策凌等先后率部内迁归附。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乾隆帝发兵五万直捣伊犁，向达瓦齐发起进攻。达瓦齐猝不及防，兵败被俘。不久，归降清廷的阿睦尔撒纳，因统治厄鲁特蒙古四部的野心未能得逞，聚众叛乱。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三月，清军收复伊犁，阿睦尔撒纳逃往哈萨克。命西路、北路进征哈萨克。命大学士傅恒赴额林哈毕尔噶整饬军务。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春，乾隆帝遣军从巴里坤等地分路进击，叛军溃败，阿睦尔撒纳叛逃沙俄后病死。清军平定准噶尔贵族分裂叛乱的战争，至此取得了胜利。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初，清朝平定准噶尔大局已定，乾隆帝立即调派满汉官兵一万人南下，讨伐天山南路叛乱的大小和卓。九月，乾隆帝命驻防伊犁大臣兼理回部事务。十月，兆惠军孤军陷叶尔羌，次年（1759年）二月，富德、阿里衮等与霍集占大战呼尔璊，大败之，解黑水营之围。六月，乾隆帝命兆惠进兵喀什噶尔，富德进兵叶而羌，并趁机收复之。七月，清军攻克喀什噶尔、叶尔羌，大、小和卓木逃至巴达克山部被杀，天山南路的叛乱平定。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七月，乾隆帝因为沙俄驻兵和宁岭等四路，声言与清廷分界，于是谕阿桂、车布登扎布以兵逐之。十月，皇十五子永琰（即后来的嘉庆帝）出生。乾隆三十年（1765年）十一月，云贵总督杨应琚奏报缅甸各部头人内附。乾隆帝以杨应琚病，命杨廷璋赴永昌接办抵御缅军。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 正月，清军征缅失利，弘历谕杨廷璋回广东。二月，发生了底瓦江之战，清军征缅失利。因此，闰七月，乾隆帝赐杨应琚自尽。缅军趁机入寇中国云南。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 二月，弘历令大学士傅恒赴云南，经略征缅事宜。又于次年（1769年）正月，命阿桂、阿里衮协助傅恒剿缅。因为缅甸气候炎热、烟瘴丛生，清军损失大半。缅甸趁机乞降，乾隆帝命清军班师，缅甸国王孟驳向清朝称臣纳贡。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七月，小金川与沃克什土司相勾结挑衅，乾隆帝命阿尔泰劝谕小金川。和亲王弘昼、大学士傅恒相继逝世。十一月，土尔扈特蒙古脱离俄国羁绊，返回祖国。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土尔扈特部进入中国境内，乾隆帝命巴图济尔噶勒赴伊犁办理安置事宜。九月，土尔扈特首领渥巴锡等于热河入觐，乾隆帝在避暑山庄万树园封渥巴锡为汗，以下封亲王、郡王等爵。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大、小金川土司索诺木朋楚克、僧格桑分别攻掠附近土司，乾隆帝决定再度出兵。清军取各个击破之策，先尽全力攻打小金川。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春，清军转向进攻大金川。指挥作战的温福腐朽无能，清军遭到严重失败。乾隆帝又任命阿桂为定西将军，调集军队，重新组织进攻。是年冬，再克小金川，而后，又师出三路，进攻大金川。经过两年的战斗，至乾隆四十年（1775年）底，始将大金川最后平定。这时，乾隆帝决心彻底推行改土归流的政策，在小金川旧地设美诺厅（后改名懋功厅），在大金川旧地设阿尔古厅，皆隶属于四川省，还分别在其险要地区设兵镇守，从此，这一地区最终结束了混乱相争的局面。

乾隆中期，全国各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较大幅度的发展，耕地面积扩大，人口激增，国库充实，整个社会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以耕地面积而言，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全国已开垦土地达七亿八千万亩；全国人口也从乾隆初年的一亿四千多万人增加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的近三亿人；国库存银则长期保持在六、七千万两之间，几乎相当于全国每年赋税总收入的两倍，整个社会经济呈现了空前繁荣的新局面。

乾隆帝十分重视文化，他决意对社会上全部现存文献进行整理，首先广泛征集图书，不断颁布求书谕旨。在这些谕旨中，他指示地方各级行政官员必须将求书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同时，还为征求遗书制定了具体政策：“在坊肆者，或量为给价”；家藏者“不妨缮录副本，仍将原书给还”，“一切善为经理，毋使吏胥藉端滋扰”。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九月，从全国各地征求的图书已逾万种，从而大大地充实和丰富了国家藏书。在乾隆帝的直接领导下，经过全馆人员的共同努力，继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四库全书荟要》首先告成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八部《四库全书》亦先后抄写完毕，并陆续入贮各阁。

乾隆三十年至六十年，库银长期保存在六千万两以上。文化事业也很发达，清朝进入了人们赞称为文治武功兼备、疆域空前辽阔、社会繁荣、文化发达的“康乾盛世”时期，强大的中国屹立于东方。

乾隆帝中年以后，逐渐好大喜功，不但大兴土木，六下江南耗用国家人力物力，贪污腐化又再开始盛行，整个清王朝亦在乾隆后期由盛转衰。乾隆帝本人的生活是极为奢侈的。他多次巡幸各地，游山玩水，靡费特甚。他大兴土木，任意挥霍，耗费了大量的国帑。吏治败坏也成为乾隆后期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乾隆帝晚年宠信和珅，导致和珅专权，贪赃枉法，严重破坏了吏治。和珅原是内务府銮仪卫中一个地位较低的拜唐阿，直至位居军机大臣、户部尚书和授大学士，前后专权达二十四年之久。在他秉政期间，他利用乾隆帝年老昏愦，喜谀厌谏的思想，报喜不报忧，一方面积极经营，扩大权势，“内而公卿，外而藩阃，皆出其门”；一方面凭借自己的权势索取贿赂，“纳赂谄附者，多得清要，中立不倚者，如非抵罪，亦必潦倒”。从中搜刮到了骇人听闻的巨额财富，而乾隆后期的政治亦因此而达到了非常腐朽的地步。吏治的腐败还体现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发生的两淮盐政高恒、普福和盐运使卢见曾贪污盐引案。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六月，甘肃出现捐监冒赈奇贪案，命刑部严审总督勒尔谨，逮捕王亶望，皆处死。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四月，山东巡抚国泰、于易简亏空库帑案发，和珅等查办，革职逮问，旋皆处死。对于各案要犯，乾隆帝虽然皆处以极严厉的刑罚，但是贪风并未因此而有所收敛。相反，贪风的恶性发展使得各级官吏严重不纯，为政素质普遍降低。吏治一坏，直接导致了乾隆后期统治走向下坡路。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正月，甘肃人苏四十三率回民起义。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三月，林爽文攻占诸罗、凤山，进逼台湾府，所占县城随即失去，局势十分严重。五月，湖南凤凰厅的苗民起义，被清总兵尹德禧镇压。针对台湾的严峻形势，同年八月，乾隆帝命福康安为将军、海兰察为参赞大臣，赴台进剿林爽文起义。十二月，福康安以镇压林爽文之功，晋公爵。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安南阮氏篡国对宗藩体制发起了挑战。十月二十八日，两广总督孙士毅奉命带兵出镇南关，用兵安南。次年正月初，清军兵败而归，最终阮惠主动向清朝请和，乾隆帝同意讲和并承认了阮惠为安南的新君主。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公历2月7日），乾隆帝于养心殿逝世，终年八十九岁，嘉庆帝亲政。逮和珅于刑部狱，旋赐死。以十一皇子成亲王永瑆为军机大臣。 三月，大赦乾隆间文字狱各案涉及人员。 四月，上尊谥为“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孝慈神圣纯皇帝”。庙号高宗。 九月，葬乾隆帝于裕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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