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李治能灭高句丽,并非因其雄才大略,而是精准抓住两大历史契机:借新罗求援先灭百济,形成南北夹击之势;趁权臣泉盖苏文死后高句丽内乱,挥师直捣黄龙,终成隋唐两代未竟之功。

高句丽立国七百余年,雄踞辽东与朝鲜半岛北部,自汉末起便与中原王朝纠葛不断。隋炀帝三征高句丽,倾尽国力,“驱天下士卒如刈草芥”,终致“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鞠为茂草”(《隋书》)。晚唐李商隐一语点破兴亡之机:“乘兴南游不戒严,九重谁省谏书函。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隋宫》)穷兵黩武者,终被民怨洪流吞没——隋祚倾颓,实为后世镜鉴。
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年)亲征,虽破辽东十余城,却困于“辽东冱寒,士马难支”,粮道断绝而班师。太宗临终叹曰:“高丽不灭,朕死不瞑目!”然天不假年,宏愿未酬。此非唐军不勇,实因孤军深入、地利尽失,恰印证《孙子兵法》所言:“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
高宗继位初,史载其“宽仁孝友”,常被误作庸主。然治国如弈棋,贵在观势蓄力。契机悄然降临:
其一,半岛生变,天赐“伐交”良机。显庆五年(660年),百济联高句丽大举犯新罗,三十余城陷落。新罗使臣泣血长安求援。高宗与群臣洞悉:救藩属即彰天朝威信,更可断高句丽右臂!名将苏定方率水师十万自成山渡海,与新罗军南北合击,百济旬日而溃。自此唐军控扼半岛南翼,昔日“夏潦冬雪,行军维艰”的辽东险道,化为南北钳形攻势的坦途。
其二,敌国内讧,恰逢“伐谋”窗口。乾封元年(666年),高句丽权臣泉盖苏文病卒,三子争权内斗,“国人讻讻,莫知所从”(《资治通鉴》)。高宗当机立断,拜七十五岁老将李勣为帅,北渡辽水;百济故地唐军同步北进。总章元年(668年)九月,平壤城破,高藏王及二十余万众被俘,立国七百载的高句丽终入大唐版图。随军文士骆宾王亲历此役,诗证铁血豪情:“平生一顾重,意气溢三军。野日分戈影,天星合剑文。”(《从军行》)
历史从不眷顾空谈雄主,而垂青善握时势者。高宗之功,在于承太宗遗志而不躁进,待半岛裂隙与敌国内乱双机交汇,方以雷霆之势收官。恰如张养浩千年一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山坡羊·潼关怀古》)伟业背后,当思和平之贵、民心之重——此乃青史留予后世最深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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