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十六帝,个个癖好奇特:或嗜杀、或痴情、或沉迷丹药、或醉心斗蛐蛐——他们的“爱好”,往往比江山还重。

太祖朱元璋,幼为放牛郎,继入皇觉寺为僧,终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然登极之后,猜忌日深,《明史》载其“胡蓝之狱,株连者四万五千余人”,若合诸案,诛戮文武官吏确逾十五万。此非“心理疾病”可轻谑,实乃权力孤峰之上,寒刃自照之悲。恰如苏轼《赤壁赋》所叹:“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昔日沙弥,今执生杀,竟以血洗朝堂求心安,岂不令人警醒?
(注:诛官十五万之数,据《明实录》及吴晗《朱元璋传》综合推估,虽非精确统计,然规模之巨,史有明证。)
建文帝朱允炆,承太祖嫡孙之位,温良恭俭,却逢叔父燕王朱棣起兵“靖难”。南京城破,宫中火起,帝踪成谜。野史多言其削发为僧,流寓西南。祖以僧始,孙以僧终,一朝兴替,恍若轮回。此非“明朝人真会玩”,实乃权力漩涡中身不由己之哀歌。
成祖朱棣,雄才大略,五征漠北,迁都北京,修《永乐大典》,派郑和下西洋。其勤政,《明史》称“鸡鸣而起,昧爽临朝,日昃不遑食”。然终其一生,遣使四出搜寻建文踪迹,此执念如影随形。非“找不到乖侄子睡不着”,实乃篡位心魔难消,合法性焦虑如芒在背。
仁宗朱高炽,体丰善文,监国二十年,宽仁有度。登基十月即崩,确因“足疾”难行,需内侍扶持。然“沉迷美食”之说,多出于野乘。正史仅载其“性端重沉静”,未言奢靡。所谓“胖死”,恐为后世戏谑,不足为信。
(按:《明仁宗实录》记其“素有足疾”,崩于洪熙元年五月,享年四十八。)
宣宗朱瞻基,雅擅丹青,尤精绘事,故宫藏《武侯高卧图》即出其手。然“斗蛐蛐天子”之名流传甚广,《明史》亦载“好促织之戏”。至于“迷恋房中术、欲废后立妃”,则多见于明清笔记小说,正史无征,当存疑。
(引宋人姜夔《齐天乐·蟋蟀》:“哀音似诉,正思妇无眠,起寻机杼。”帝王之戏,竟成民间讽喻。)
英宗朱祁镇,少冲嗣位,土木堡之变被俘,竟得也先厚待。《明史·瓦剌传》载:“也先每宴劳,奉酒上寿。”归国后复辟,废景泰帝。其弟代宗朱祁钰,危局中守北京、用贤臣,功在社稷,然英宗复位后废为郕王,旋卒。景泰蓝工艺虽盛于其时,然非其“唯一留名”,实乃历史不公之缩影。
宪宗朱见深,专宠万贵妃,年龄悬殊,情意笃厚。万氏殁,帝恸曰:“万侍长去,吾亦不久矣!”果逾月而崩。此非“痴情男孩”之轻佻,实为童年动荡(曾遭废太子之危)所致之情感依附,深可悯也。
孝宗朱祐樘,独宠张皇后,不置嫔御,史称“弘治中兴,君德清明”。其夫妇相敬如宾,诚为帝制时代罕见之典范。
武宗朱厚照,建豹房,自号“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亲征应州破鞑靼,亦纵情声色。其行为荒诞,然军事才能不可全抹。世宗朱厚熜,以藩王入继,大礼议之争震动朝野;壬寅宫变,几死于宫女之手,遂移居西苑,崇道炼丹,终致汞中毒而亡——此乃迷信之祸,足为后世戒!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崩,年六十,实录明载“饵金石药”致疾。)
穆宗朱载垕,在位六载,史称“端拱寡营”,然私生活奢靡,《万历野获编》载其“好内”,宫中器用多饰春宫。此等记载虽涉私德,然反映晚明宫廷风气之渐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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