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太师,乃古代“东宫三师”之首,起于西晋,承自周代“三公”之制,本为教导储君之职,后多演为荣衔虚授,用以褒奖重臣或追赠功臣。

若问“太子太师”从何而来?须溯至三千年前的周室。彼时设太师、太傅、太保,合称“三公”,又置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孤”,皆负辅弼天子、教化君德之责。《尚书》有云:“官不必备,惟其人。”此即“师保”之制——“师”以道义导之,“傅”以言行范之,“保”以安危护之,三位一体,共育君德。
及至汉代,虽未立“太子太师”之名,然已设太子太傅、少傅,专司东宫教谕。东宫者,太子所居,故“东宫”遂成储君代称。至西晋武帝咸宁年间(约公元275年),始备“六傅”之职,增置太子太师、太保及少师、少保,合称“东宫三师三少”。因避司马师之讳,史书偶书“太帅”,实为“太师”之避讳写法。
南朝一度废置,北魏复设,定“东宫三太”为正二品;北齐沿袭,称“三师”,职在“师范训导,辅翊皇太子”。隋唐承之,隋为正二品,唐升为从一品。然自宋以降,此职渐成虚衔。《宋史·职官志》载:太子三师“不常除授”,仅作为加官授予未至仆射之宰相,或致仕之枢密使,实不履东宫之任。岳飞、于谦等忠烈,皆曾蒙赐“太子少保”荣衔,非真为太子之师,乃朝廷旌表功勋之典。
元代偶置,不为常制。明代初年尚有朝臣兼领东宫师傅,然自成祖以后,“太子太师”等三师三少仅作兼官、加官或赠官,无员限、无专授。清代全盘承明制,《清史稿》明载:“太子太师、太傅、太保,从一品……俱东宫大臣,无员限,无专授。”实则有名无实,徒为尊崇老臣之礼遇耳。
制度之变,根在储位之争。
康熙朝九子夺嫡,骨肉相残,血染宫闱。雍正亲历其痛,登基次年(1723年)即创“秘密建储”之法:天子亲书储君之名,一藏身畔,一缄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驾崩方启。此制一举打破“嫡长子继承”千年旧例,亦使“东宫”不再公开设立——既无公开太子,何需“太子太师”?乾隆、嘉庆、道光三帝皆循此制,然至咸丰帝,独子载淳年幼,只得临终托孤;同治、光绪无嗣,宣统乃慈禧仓促指定。清朝覆亡前,储位制度早已名存实亡,太子太师之职,自然随“东宫”一同湮没于历史尘烟。
所谓“官以人重,非人以官重”。太子太师之兴衰,映照的正是皇权对储君教育从“重道”到“重稳”的转变。昔日姜尚为周武王之师,号“师尚父”;颜真卿、李时等虽加“太师”之衔,却未尝一日入东宫讲学。此中深意,恰如苏轼《赤壁赋》所叹:“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官名虽隆,终不过时代洪流中的一叶扁舟。
综上可见,太子太师之设,始于周礼,成于晋唐,盛名于宋明,而终于清季。其由实转虚,非因职事无用,实因皇权愈专,储位愈秘,师道愈轻。此非一人之失,乃制度演进之必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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