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之所以出现许多大龄剩女,实乃战乱后人口凋敝之反弹、门第财势之攀比,以及“以胖为美”之独特审美共同作用下的时代怪象。

我们要晓得,历史这面镜子,照出的往往是人性的反复与时代的无奈。贞观元年,李世民这位开启盛世的明君,面对的却是一个满目疮痍的局面。为了恢复因百年战乱而锐减的人口,他不得不亲自下场,给大唐的子民下了一道关于“个人问题”的诏书。这并非简单的劝导,而是带有强制意味的硬性规定:“其庶人男女无室家者,并仰州县官人以礼聘娶……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并须申以婚媾,令其好合。”这其中的深意,在于“人”即是国力,婚姻即是生产。甚至对于那些丧偶的单身男女,皇帝也鼓励他们鼓起勇气,争取“第二春”,以此来充实国家的户籍。
然而,历史的惯性往往大过皇权的意志。到了唐玄宗李隆基时期,人口虽有好转,但这“剩男剩女”的问题却依然棘手。李隆基心急如焚,将结婚年龄再度提前:“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听婚嫁。”可即便皇帝三令五申,大唐的男女们似乎并不买账,依旧慢条斯理地挑挑拣拣。大诗人白居易目睹此景,不禁在诗中慨叹:“三十男有室,二十女有归,近代多离乱,婚姻多过期,嫁娶既不早,生育常苦迟。”这短短几句,道尽了当时社会晚婚的普遍与无奈。
究其根本,除了经济地位的考量,唐代独特的审美标准也是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推手。彼时大唐,国力强盛,人心宽博,审美上也呈现出一种“丰肥浓丽”的气象。这与后世或现代以瘦为美的观念大相径庭。若置身唐朝,一个瘦弱的男子,恐怕很难入得了法眼。
《明皇杂录》中便记载了一桩趣事。天宝年间,润州刺史韦诜为女儿择婿,看中了一位名叫裴宽的青年,此人品行高洁,韦诜十分满意,以为得偿所愿。次日裴宽登门,身着一袭碧衫,却是“衣碧衫,疎瘦而长”。躲在幕后的妻女和丫鬟们见状,私下里竟嘲笑他是“一只瘦高的大喜鹊”,韦夫人更是心疼女儿,当场落泪。这故事虽小,却折射出当时的社会心理:在唐朝,男人若瘦弱,便被视为丑相,唯有高大威猛、体态丰腴者方为上选。韦诜后来安慰妻女说:“难道非要找那种虽然面貌白胖,但是最终只能给人当奴仆的人做女婿才好吗?”这虽是反话,却也印证了“胖”在当时代表了某种优越的生存状态。
不仅选男如此,选女更是如此。能迷倒众生的,绝非今日的“锥子脸”,而是杨贵妃那般“热烈放姿”的胖美人。李世民当初召武则天入宫,便是听闻她“方额宽颐”,有着一副福相;而李隆基调侃杨玉环“尔则任风如何吹”,更是对其体重的自信与喜爱。就连那安禄山,也是因“腹垂过膝,重三百三十斤”且能疾如风般跳《胡旋舞》,而博得了皇帝的欢心。
这便引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世人往往执着于皮相的完美,却不知“形神兼备”方为大道。道家张三丰祖师,形骸虽如邋遢道人,不修边幅,却内蕴真金,得证长生。反观唐人,虽追求丰腴之美,若失了内在的德行,终究也是一场空欢喜。
既然大家都想找“高富帅”遇上“白富胖”,这等完美的结合自然稀缺。于是,许多人在不断的失望中选择了“高贵的单身”,直到年纪实在大了,才不得不“降格以求”。这大唐的“剩女”现象,说到底,不过是欲望与现实错位后,留下的那声长长的叹息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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