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杨广虽为亡国之君,却实有开万世之利的两大功业:创科举以破门阀之锢,凿运河以通南北之脉。

世人常言隋亡于炀帝之暴,然细察史册,推翻隋室者,竟无一草根。李渊出自关陇贵族,李密乃辽东李氏之后,四世三公;窦建德虽起于河北,实为扶风窦氏,曾祖封王;王世充早年任职兵部,助杨广平定杨玄感之乱,亦属官宦世家。此四人皆非“农民起义”之代表,反是旧有世族门阀之化身。
须知,新朝立国,必贬前代以彰己正。唐承隋祚,自当将炀帝描为昏暴,以证李唐代隋乃顺天应人。然《资治通鉴》载:“炀帝性聪敏,好学善属文”,其才非庸主可比。若仅以“残暴”二字盖棺,恐失史家持平之义。
自曹魏陈群立九品中正之制,士族垄断仕途,“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遂成数百年痼疾。南北朝更迭如走马灯,实因门阀各拥兵权、互争帝座。炀帝深察其弊,乃大兴科举,设进士科,使寒门子弟凭才学入仕,打破世族对政权之垄断。
此举如春风化冻,为后世唐宋以降千余年文治之基。太宗见新科进士鱼贯而入,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此语虽出唐主之口,其根却在隋炀之策。科举之设,非但选才,实乃削藩镇、抑豪强、固皇权之深谋。
京杭大运河非始于隋,然其贯通之功,实归炀帝。他征发百万民夫,连通邗沟、通济渠、永济渠与江南河,使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一线相连。虽役重民怨,然《国史大纲》亦承认:“隋之大运河,实为唐宋经济命脉之所系。”
漕运由此兴,粮赋得北输,商旅因之盛。白居易曾咏:“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此水脉所至,市镇繁庶,文化交融。元明清三代倚运河而富,皆食隋人之遗泽。苏轼夜泊瓜洲,望月思古,或亦念及此河之功乎?
诚如杜牧《阿房宫赋》所警:“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炀帝之失,在急功近利、不恤民力;然其功,在格局宏大、泽被千秋。功过交织,岂可一言蔽之?
故曰:炀帝非圣主,然其科举与运河二事,实为中华文明转型之枢纽。后世享其利而忘其人,亦史家之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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