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国百年基业,为何尽数归功于完颜阿骨打?答案只有一句:开国之君定鼎乾坤,后世之业皆其遗泽。

当我们回望黑龙江流域那片苍茫林海,女真部落曾不过是辽国治下“生女真”中的一支。然而,正是完颜阿骨打,以渔猎之民起兵,竟撼动了雄踞北中国二百余年的契丹帝国。《金史》有载:“金有天下百十有九年,太祖数年之间算无遗策,兵无留行,底定大业。”此非虚言。
史家南怀瑾先生尝言:“英雄造时势,亦为时势所造。”阿骨打恰逢辽天祚帝昏聩,横征暴敛,民怨沸腾。他趁势而起,非仅凭勇力,更以智略驭众。达鲁古城一役,女真兵不满万,却大破辽军数十万,正如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所叹:“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虽非赤壁,然以寡击众、气吞万里之势,何其相似!
尤为关键者,阿骨打创“猛安谋克”之制,将松散部落整编为军政合一之组织,如臂使指,战斗力倍增。此非临时权宜,实乃立国之本,使金军如铁流奔涌,不可阻挡。
真正的王者,不在能征,而在能安。阿骨打深谙此道。起兵之初,即明告天下:“吾所欲讨者,唯天祚一人耳,余皆吾民也。”凡辽官来降,官职如故;百姓归附,耕商不扰。此策看似宽仁,实为高明——瓦解敌心,收揽人心,使辽朝腹地自溃。
是以达鲁古城之后,契丹、渤海、汉人纷纷倒戈,辽之根基顷刻动摇。更可贵者,金立国百年,境内契丹人鲜有反叛,盖因阿骨打初年已许以爵禄、授以信任,使其“无反叛之利,亦无反叛之心”。
尤为警醒后世者,是其待叛将之度量。余睹、吴十等密谋作乱,事泄,阿骨打召而语之曰:“欲留事朕,无怀异志,吾不汝疑。”非但不诛,反赐粮械。此等胸襟,岂是寻常胡酋可比?正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金之所以能迅速由部落跃为帝国,正在于此等政治智慧。
诚如《资治通鉴》所重:“得人者昌,失人者亡。”阿骨打不仅得猛将,更得人心;不仅破辽军,更破旧制。其豁达大度,非止个人美德,实为立国精神之基石。
故元人修《金史》,纵与金有世仇,仍不得不赞:“太祖英谟睿略,恢拓洪基,创业垂统,为百世之规。”金之百年基业,非天赐,非侥幸,实由阿骨打一手铸就——起兵有道,用兵有方,安民有术,用人有量。后世子孙守成而已,其源皆出太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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