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统一了北方却未能统一天下,根本原因在于其志量局限、军阀思维与战略误判三者交织,终使“天下归一”之梦止步于长江之北。

世人皆道曹操乃“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然观其创业之途,每逢危局,辄生退念。初平五年(194年),曹操东征陶谦,兖州突遭吕布袭取,仅存鄄城、范、东阿三城。粮尽势孤之际,竟欲举家投奔袁绍,若非程昱力谏:“将军有龙虎之威,奈何委质于人?”几使中原易主。
建安三年(198年),围吕布于下邳,久攻不下,粮草将竭,又拟撤军。幸荀攸、郭嘉劝曰:“吕布勇而无谋,今已困兽,若纵之,必为后患。”遂决泗水灌城,擒杀吕布。若彼时退兵,吕布或与袁绍呼应,官渡之势未可知也。
及至建安五年(200年)官渡对峙,袁绍兵众粮足,曹操心生动摇,欲还守许都。荀彧驰书力阻:“公以至弱当至强,若退,则大义失、人心散。”曹操乃定志决战,终以奇袭乌巢逆转乾坤。
此三事可见,曹操虽具雄才,然每临大险,辄露彷徨之态。其志在“保境安民”乎?抑或“混一宇内”乎?心志未坚,格局自限。
曹操屠徐州,史载“泗水为之不流”,百姓肝脑涂地。此举虽逞一时之快,却失徐土民心,更使糜竺、诸葛亮等琅琊士族转投刘备。后蜀汉之基,半出徐、青,实乃曹操自断羽翼。
其用人亦囿于宗亲。曹仁、曹洪、夏侯惇、夏侯渊等皆为腹心,而徐晃、于禁、乐进等外姓名将,终其一生未得独当一面之任。合肥之战,张辽、李典素不相睦,曹操远在汉中,竟千里遥控:“张辽、李典出战,乐进守城。”此非用将,实为防将。军权紧握如私产,岂是天下共主之度?
军阀之思,重兵权而轻民心;霸主之略,贵兼听而容异己。曹操二者皆失,故虽据九州之半,终难服四海之心。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新得荆州,贾诩谏曰:“宜先抚百姓,明赏罚,待吴、蜀自乱,可传檄而定。”然操志骄意满,执意南征。时江东主和之声甚嚣,若稍缓兵锋,或可不战而屈人之兵。然操急于“毕其功于一役”,终致赤壁火起,百万雄师灰飞烟灭。
其后虽得汉中,张鲁降附,西川门户洞开。彼时刘备初入益州,根基未稳。若曹操乘胜入蜀,未必不能扼刘于襁褓。然其竟留夏侯渊守汉中,自还邺城,坐视刘备坐大。此诚千载之机,一失永逝。
苏轼《赤壁赋》有云:“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曹操之悲,不在兵败,而在志短——志短则谋浅,谋浅则机失。
唐太宗李世民尝评:“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诚哉斯言!曹操能定北方,因其善用乱世之术;不能一统天下,因其未具王者之量。挟天子可得“名”,屠城池则失“德”;用宗亲可保“权”,疑外将则损“才”;急江东可逞“威”,忘养民则丧“本”。 故曰:非天不与,实人未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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