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隋朝仓廪虽丰,但到唐朝立国时,所谓“吃五十年”的粮食早已荡然无存,或被战乱焚掠一空,或因霉烂朽坏而化为尘土。

坊间常道:“隋朝留粮,唐人吃了五十年。”此说听来惊人,仿佛隋朝是位慷慨的“粮仓父亲”,默默堆满谷仓,静待大唐来取。可翻开《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二,大业十二年(616年)赫然记载:“百姓疲劳,府藏空竭。”再查《隋书·食货志》,炀帝末年“郡县官仓,十室九空;义军所至,开仓赈饥,转瞬即尽”。——哪来的五十年余粮?分明是烽火连天、仓廪尽溃之局。
那“五十年”之说究竟从何而来?源头确在唐太宗君臣之语:贞观二年,太宗对王珪叹道:“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见《贞观政要·论奢纵》)注意——这是太宗引述前朝账面数字的批评之辞,非实录存粮状态;其意在警示“聚敛伤民”,而非宣告“唐朝坐享其成”。更关键的是,这“五六十年”是按隋文帝极盛时(仁寿年间)全国常平仓、义仓、正仓合计储量,以年均消耗量反推的理论值,非指实物尚在、粒粒可炊。
至于马周贞观十一年奏疏中“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历代学者如钱穆《国史大纲》已考明:此处“府库”所指乃锦帛绢绮等物资,且多为高祖李渊入长安后陆续收缴、积攒之物,并非隋室旧储。正如《通典·食货典》所载:“隋末板荡,洛口、回洛、黎阳诸大仓,皆为李密、窦建德、王世充所据,分粜散给,数岁而罄。”——洛阳附近的三大国家级粮仓,在隋亡前已被各路义军反复争夺、开仓放粮,岂容完整移交大唐?
再看技术硬约束:唐代《四时纂要》与敦煌出土《沙州图经》均明确记载,当时粟米干藏极限为九年,麦则更短;若遇潮热,三载即生虫霉变。隋亡于618年,唐立同年,即便有零星窖藏幸存,至贞观初年(627年后)也早已腐不可食。所谓“吃五十年”,恰如东坡所慨:“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赤壁赋》)——粟米之寿尚不及人之壮年,何谈半个世纪?
隋文帝开皇年间确曾“天下储积,可供五十年”,那是承南北朝战乱甫定、轻徭薄赋、劝课农桑二十年的硕果;可到了炀帝朝,三征高句丽、营建东都、开凿运河、巡游江都……史载仅大业七年(611年)征辽一役,“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资治通鉴》),千里运粮,半途耗损过半。仓廪再满,终是沙上之塔。
故《管子》有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然仓廪之“实”,不在囤积之高,而在流转之活、民心之安、政令之仁。隋之亡,非亡于粮少,而亡于视仓廪重于苍生;唐之兴,亦非兴于隋粮,而兴于太宗能“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徵传》)——照见的,从来不是粮仓的深度,而是人心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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