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延儒,崇祯朝两度拜相的内阁首辅,曾自请督师抗清,却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四月假传大捷、欺瞒天听——终致被勒令自尽,家产籍没;两个月后,崇祯帝亦自缢煤山。一人之伪,非止失节,实为明祚崩塌前最刺目的精神溃口。

周延儒(1593—1643),字玉绳,号挹斋,明代宜兴人。二十岁即连中会元、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此等殊荣,在有明二百七十六年科举史上亦属凤毛麟角。《明史·选举志》载:“成化以后,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而周延儒一步登天,直抵中枢之门。天启年间已掌南京翰林院,崇祯初召为礼部右侍郎,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于文华殿密对崇祯帝良久。彼时后金兵临京师,危如累卵,帝急擢其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次年加太子太保,九月即登首辅之位——真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崇祯十四年(1641年)九月,周延儒在温体仁、张至发、薛国观相继败退后,应东林余势与朝野“清流”之望,再度入阁为首辅。然此时天下已不可为:李自成破洛阳、杀福王,张献忠转战湖广,清兵屡破边墙,京师粮价腾涌,“米一石银二十四两,人相食”。正如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所叹:“大厦将倾,非一木可支;而群臣犹饰太平,粉饰章奏。”
崇祯十六年(1643年)四月,清军由阿巴泰统帅,分道入塞,直逼山东、河北。周延儒竟“自请视师”,离京督战——表面忠勇,实则避祸。他驻节通州,未接一仗,却日日飞奏“斩级数千”“虏遁百里”,崇祯帝信之不疑,特晋其为太师,赐蟒服、金币,恩宠逾常。然锦衣卫指挥骆养性密察军情,上疏揭其“虚报功级、匿败扬胜”;御史蒋拱宸等接连弹劾,证据确凿:所报“捷地”实为空营,所谓“斩获”多系平民首级,甚至有老妪断发充作“建州辫发”者。
崇祯帝震怒,下诏削职、籍没、流戍。未及启程,复诏赐自尽。周延儒伏法时年五十一。《明史》仅八字断之:“延儒无他才,惟善窥上意耳。”——此非苛评,实为史家冷眼:一个靠揣摩圣心起家的首辅,终以欺心亡身;而那个日夜批阅奏章、衣袖磨穿的皇帝,竟至死方知,满朝朱紫,无人敢报实情。
两个月后,李自成破北京,崇祯帝自缢煤山。临终遗诏犹书:“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诸臣误朕也!”——此语悲怆,却非推责;它是一面铜镜,映出周延儒们用谎言堆砌的“盛世”,也照见一个帝国最深的孤独:当真实成为禁忌,谎言便成了唯一的朝仪。
苏轼《赤壁赋》有云:“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周延儒之浮沉,何尝不是大明气数的微缩?一纸捷报可欺天子一时,却骗不过历史长河的无声冲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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