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死于公元220年,刘备卒于公元223年;而孙权直到公元252年才病逝,确如史册所载:他比曹操多活30年,比刘备多活29年。这三十年间,曹魏历经曹丕(220–226)、曹叡(226–239)、曹芳(239–254)三帝,蜀汉则走过刘禅、诸葛亮(223–234主政)、蒋琬、费祎诸相;孙权本人更在222年称吴王、229年称帝,是三国中唯一完整跨越创业、立国、守成三阶段的君主。可为何这位亲历赤壁、夷陵、石亭三场关键胜仗的老成之主,晚年非但未能北进一步,反致朝纲日紊、骨肉相残?

孙权并非坐等天命。黄初三年(222年),曹丕甫登帝位,孙权即遣陆逊拒魏于江陵,自率主力围攻合肥——此即《三国志·吴主传》明载的“大举攻魏”;次年再出濡须,又遭张辽旧部击退;至太和四年(230年)与诸葛亮约定“东西并举”,吴军攻襄阳、魏军援雍凉,结果“霖雨连月,军粮不继,引还”(《资治通鉴·魏纪三》)。三次北伐,无一克竟全功。尤其逍遥津之役,张辽以八百骑破十万众,“权乘骏马走津桥,桥南已撤,丈余无板,谷利著鞭助权马超桥”(《江表传》),险成阶下囚——此非勇略不济,实乃水陆军力结构之天然局限:吴兵善舟楫、利江湖,而攻坚城、御野战、控中原,终非所长。
再看国力根基:曹魏据中原九州,户口逾四百万,屯田遍及淮北、关中;东吴虽富庶江东,然扬州六郡加荆南三郡,编户不过二百余万(据《晋书·地理志》反推),且山越未尽、豪族盘踞、长江防线绵长——所谓“守江必守淮”,而淮南重镇合肥、寿春,终其一世未入吴手。正如顾炎武后来所叹:“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可惜项羽只有江东,而孙权纵有江东,亦无项羽之孤注一掷,更无项羽之天下裂变之机。”
至于联盟之策,更是清醒的无奈。夷陵之战后,孙权遣使重修吴蜀之好,非因仁厚,实因“蜀存则吴安,蜀亡则吴危”(《三国志·邓芝传》)。诸葛亮《出师表》言“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正道破本质:吴之存续,不在进取,在平衡。当263年邓艾偷渡阴平,刘禅出降,孙休惊问群臣:“若蜀既倾覆,魏必顺流而下,何以待之?”——答案早已写在二十年前:吴国从未真正具备“统一”的物质基础与制度动能,它是一艘精工打造的楼船,适合巡江守土,却难逆风破浪直抵洛阳。
故而,历史没有如果。孙权晚年猜忌陆逊、废太子、杀皇子,表面是昏聩,深层却是权力结构失衡后的应激反应——当扩张红利枯竭,内部整合便成唯一出口,而出口堵死,便是王朝暮色。建业宫中的白发天子,最终只能望着长江东去,默念那句千载回响的慨叹:“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苏轼《赤壁赋》)——英雄老矣,非不欲也,势不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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